从“拉胯”现象看中国的现代性与现代化_风闻

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随着疫情的发散和再度收敛，身在西安的笔者本人的生活已渐归常态。不过，昨日（1.21）下午应急管理部所发布的《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再度拨乱了笔者的思绪。作为一个儿时生长于西安的“废都人”，与相邻的豫省耳音相通、多有文化和习惯上的交流，更何况，20世纪多灾多难的祖国迭遭不幸，灾后的民系流变，其中一个结果就是，“X秦豫”是一个笔者生活范围内很常见的名字。

近年来，关于北方省份的发展，又同样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北方经济乏力甚至在全国经济版图上塌陷，后发地区如何现代化，什么是省会吸血，为什么频频一刀切？都是舆论反复热炒的话题。

从现代化的源起说起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或许传唱千古的这首诗并不知道，自己现在变成了一种现象的代名词。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两个100年的目标，我们已经在向下一个目标奋力前进，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哈贝马斯说，现代化意味着“合理化”。**在笔者看来，这种合理化，就是基于充分发展了的生产力，并且在生产力之上构建起了合理的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军事等诸多社会体系的全面合理化。

也就是说现代化意味着：1.高度发达的生产力；2.所有的社会关系、体系、机制和连结全部都是顺从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而非是落后的、低下的生产力时期的遗留物。

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也即意味着将原先“不现代化”、“非现代化”的产物，全部予以革除和更正。我们注意到，我国的现代化从长期视角来看，是分成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五个方面的。

说到现代化，那么就又要回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视角来看。在自然演化的情况下，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是由经济基础发展变化所推动。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的显著发展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始的，这是因为我国确立了“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也即，大规模进口原材料、大规模生产加工、大规模出口创造利润，随后将利润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得益于2001年后持续多年的国际经济景气，我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因此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规模也不断增长在外来订单的拉动下，我国在东部沿海地区建构出了规模惊人的“世界工厂”，在此之上为服务这些现代化生产力，就产生了现代化的生产关系。据此，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沿海产业集群的确是“春江水暖”的绿头鸭。

以2021年大火的电视剧《山海情》为例，这是讲述“闽宁合作”的扶贫故事。剧中，山沟里的贫困户要“挣钱、建设移民村镇”，扶贫办的选择就是向莆田输出劳动工人。这是因为，唯有深度参与，加入到工业化生产过程，经过现代社会从生产到生活的全方位培训，才会诞生出一个精神意义的“现代人”。进而产生个人要“改造生存环境”、“劳动建设家乡”的主观能动性。所谓的“扶贫先扶智和志”，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唯有一个经过培训的“精神现代人”才有认识去投身现代化的体系，唯有一个深刻了解现代化体系的人才有能力建设现代化的体系。这也就是广大中西部地区，许多群众有一种希望“派沿海地区干部来加快发展”的朴素愿望的原因。因为在中西部地区的群众看来，先发地区懂得多、经验丰富，而后发地区的“落后做法”如一刀切防疫等问题，是基于“懒政”“不作为”。常见看法是，“XX地区应该多向上海学习抄作业”，出了状况以后则是，“应该把XX地区的干部都免了换上沿海的”。

而舆论场把持在一线城市手中的客观情况，则让舆论有意无意忘记了一线城市本身的后现代魔怔，就如小红楼这样丧心病狂的都被宽容的忘却了。这种舆论场的不公平对待，是一种空间的不平等性。

内陆中心城市们的现代化

这些年我国内陆重要节点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许多城市在建设过程中，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建设上。高楼大厦有了，园林绿化有了，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这些多是由财政汲取和资本聚集所产生的“现代景观”，形成可以作为真正现代化的基础——以第二产业为依托的二三产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还早得很，而对于一些更深层次上的现代精神的培养，治理的组织的现代化，城市运行的现代化等方面，就更差得远了。

当这种表面形式上的现代化与现代精神的要求发生背离时，就会出现相当严重的对撞。尤其是内陆地区的中心节点城市，面对的社会矛盾张力，要远大于东部先发地区当时的情况。**特别是主导国内舆论场的是传统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已经有向后现代演化的趋势，这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激烈对冲，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社会根源。**从表面形式上看，前现代群体的表达与后现代群体的表达具有高度一致性。

东部地区的发展，是由表及里的“自然”演化。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需要，东部地区本身在“自然”演化出更高级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面对的压力仅仅是自身的原有意识。而内陆地区的中心节点城市，在面对东部地区时，是待发展的落后者，面对周边需要它去带动的广大地区时，则是相对的先进者、引领者，这两个方面的张力，表现出社会的极度撕裂。

以武汉、成都、郑州和西安等内陆中心城市，本省其他地市居民，经常认为“中心城市”的发展就是“吸我们的血”，“他们也没啥好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中心城市的小市民层次看待其他地市，也的确有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但同时，沿海城市的小市民与内陆中心城市的小市民之间，也是同样的关系。**内陆地区的中心城市这种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三个鸡蛋上的舞蹈”，确实很奇幻。**以至于本地老百姓所认知的“沿海干部带领我们前进”，在实际运行中经常有“破产”的情况。

以“花坛书记”为例，根据国务院调查报告显示，在救灾最关键的时刻，仍在花大力气修花坛和绿化景观，在暴雨灾后第三天，花坛景观工程就开工了，甚至郑州市将原本用于建设备灾的海绵城市的资金中，56%用于修花坛。在理性人看来，这是多么的奇妙和不可思议，然而却仍有一部分呼声为这种行为鸣冤叫屈。这是因为，修花坛满足了这部分“后现代”的需求。“城市没有景观，怎么有城市文化、怎么有城市品牌”。这种看法，同样存在于独山县和西安市。

我们经常说到今天很多问题的产生与行政发包制有关。而行政发包制是一种基于国家处于非现代化之下的妥协选择，这是因为信息传递效率低下，国家（中央）被迫向地方分权。但从国家的法律和成文制度来说，我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允许有肆意瞒报、压情不报的情况发生了。今次对河南郑州灾害过程中的“人祸”处分较重、范围较大，就是试图矫治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行政发包制所形成的的制度惯性。

其实，2021年山东栖霞市瞒报迟报金矿事故，最终市委书记、市长双双被刑事拘留追究法律责任，就已经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导向。无论是陕西的秦岭别墅，还是郑州瞒报死亡人数，亦或是被网民调侃的杭州“瞒豹”，都表明肆意玩弄信息差、信息不对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认认真真的发展产业，认认真真的搞生态修复，认认真真的做好规划纲要内容，认认真真的解决公共服务供给，立足实际、脚踏实地，才有可能团结起更多的市民，迈向现代化的门槛。

现代性、现代化的深刻背离

现代化有余而现代性不足，是笔者一位朋友对许多“魔幻现象”所作出的根源性总结。当然，类似的表述学术界许多人都给出过。它是在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最深刻矛盾。

我们以疫情期间的种种事件为例。笔者详细搜集了西安的两家私立医院拒诊孕妇事件，其中国际医学中心曾流传一张据说是由该医院医生为自己辩解的聊天记录，似乎在诉说理由。然而无论如何，医院方面没有按照政府所发布的《西安市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有序就医的通告》中明确规定的为危重病人和孕妇设置绿色通道的相关要求，导致了严重后果。

另一家的定点医院“能康医院”，则以患者为“封控区绿码，不属于红黄码人员”为由，拒绝接诊。笔者查询了早前西安市人民政府所发布的《通告》，该定点医院人员分类为“封控区居民、集中隔离居家隔离人员和红黄码人员。”可以看出，该医院是自行篡改了通告内容以搪塞患者。

说得再直白一点。对于一个现代化的组织来说，按照规定流程办事是一个基本素养。为自己找理由、为自己做过多的辩解而不能实事求是是一种病态。患者哪怕是进入绿色通道后发生死亡现象，医院也是无责的；但未按照规定设置绿色通道，拒绝接诊患者、推皮球，不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这是缺乏法治精神、缺乏理性精神的行为。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基础。这种事故就是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应该是一个现代人基本素养，也是我们的优良作风。从医院到卫健委的对应，表明了整个体系还是一个硬件现代化而现代性缺乏的体系。

**许多人居住在现代城市，从事着现代工作，吃穿住用都“实现了现代化”，然而在精神上，可能还并非是一个现代人。**譬如说妄称索要卫生巾的女子“是矫情”的某作协主席吴克敬。吴老先生的精神世界，大抵还在男子是天、女子就该默默忍受的前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卫生巾的需求就如同厕纸、毛巾等用品一样，吴老先生的种种言行，只能说明早该退休了，说明作协的精神世界严重脱离了当代社会精神内核。更不要说在赛博空间已经提前走入后现代社会，吴老先生被人看做原始部落的作协主席就理所当然了。

前现代的人，觉得“XX来了，青天就有了”，于是反推出“出事儿了，肯定是XXX的问题”，这恰好和后现代魔怔人的思维达成一致，“XX不应该天经地义吗？”（大米不是超市里长出来的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网民的思想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缝合怪，在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双重撕裂下，舆论场如果把持在虫豸的手中，动辄胡乱洗地或者为吃流量饭而出卖良心，那比现实更魔幻的舆论场，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一个正常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基层是不能违反中央的决定的，然而，由于行政发包制的长期存在，我国有这么一种魔幻而吊诡的现象，“我上级的上级不是我的上级，我下级的下级不是我的下级”，这也就是国务院强调不得隐瞒，郑州方面依旧隐瞒的原因，强调“不得层层加码、一刀切”却依旧产生了“郸城县的恶意返乡”的机制性原因。

说的再远一点，由于很大范围的岗位环节都是对上负责的，而整个体系也对遵法守法缺乏清晰和明确的认知，没有现代化的法治精神，那么在“上级有令不得不从”的心理认知之下，系统性的瞒报、不报便由此产生。试想一下，当整个体系无论官民，都认为既然是领导所做的决定，服从就行了，不服从的意识自然就会被抹杀在脑海里。

前现代的人，既不具有工具理性，也不具有价值理性。看似执行违法的行政指令，是“按照上级命令”，实际上违反了最根本的法律法规的行政命令，就不具备任何合法效力，只是在群体心理学和心理惯性依赖驱动下的本能行为。连法治精神都不具备，谈何“工具理性”。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年郑州发展突飞猛进，济南、郑州、西安是黄河流域上的三座重镇，而飞速发展的郑州和西安又如同双子星。但在飞速发展之下，也要时刻审视自己是不是还保有1959年吴芝圃的灵魂；是不是还残留那个“圪蹴吃面”、“没事你不管”的关中传统社会。（插一句，后现代都市人所喜欢的前现代生态，和传统社会要素保留较多也是有关系的）

而诞生了诸多“一刀切”现象的土壤，无外乎是行政成本制约、治理能力和体系非现代化。最根源的动力是上级对下级提出要求，下级出状况后“动辄问责”，而行政发包制的问责自然是非理性的。在非理性的问责之下，一刀切恐怕已经算还不错的结果了。

今次的国务院调查组所公布的调查报告，笔者通读了全文。笔者认为，这是一份在我国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文。在过去，受制于行政发包制、受制于信息传递能力和事后追溯能力，存在尺度上无法把握的问题。压力过大则基层反应“胡乱问责”，压力过小则问责往往流于形式。而科学问责，是“层层压实责任”的前提。责任唯有明确，才能落实。

同样，笔者在反对动辄一刀切的时候，也同时认为，应该设身处地来考虑各省自己制定的因地制宜政策，所具有的在地合理性。这往往是向现实妥协的结果。以陕西省为例，其返乡防疫政策中一款为“对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县（市、区、旗，直辖市和副省级市的街道和乡镇）来返人员，落实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措施（14天隔离时间从离开上述地区时间计算），期间开展4次核酸检测。”说实话，就以目前的状况来说这条对目前对陕西基层的执行也已经是不小的压力，如果盲目的再搞精准化，恐怕基层是吃不消的，会出现执行不力、频繁出错而体系来回救火的情况。

**现代化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它是一种蜕变，**它是脱离原来既有的旧的社会存在和在这个社会存在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是脱离了原来旧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塑造新的生产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现代化形态就没有问题，如工具理性，科层制导致的种种问题已经有很多理论去批判，这点我们以后再谈）

从这点出发，我们再看疫情以来西方社会的情况。实际上，西方面对疫情的魔幻状况，也是在现代化生产体系逐渐衰亡的过程中，导致了现代化组织精神的消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而出现一边退回前现代，一边进入后现代的情况。典型的比如美国，前现代的邪教、摩门教、红脖子和后现代乐子人互相PK，所有人在内耗中走向历史终结。

内陆城市的现代化，既不是完全走上了陆铭所说的“大国大城”，也不是闭关自守封闭式均衡发展。前者意味着抄袭一线城市的一切，包括一线城市的魔怔和过度资本化，意味着沿海地区经验和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发展理论（日韩台）的路径再度复刻，意味着原本局限在一线城市的社会性异化放大到整个国家的尺度上，而后者并不能真正带动发展实现现代化。

总而言之，对一个组织来说，认真调查研究、比较研究和学习、进行策略的比较和迁移，是保持不断发展向上的不竭动力；而对于一个地区、一个群体来说，共同前进的志愿是发展而非回滚的必要条件。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进步从来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