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叫故乡（上）_风闻

    在过去44年的人生中，我们有过一段20年的相处时光，前十几年，我们相依相偎，难分难舍，后几年，我们若即若离，渐行渐远。最近的20年，是我远走高飞的20年，也是我们几近决裂的20年。

    2022年1月20日，我们相见了，可能是我们从此再也不相见的仪式。我再见到的是那个被叫作故乡的地方。听说它正面临拆迁，我犹豫了很久才跨出这趟行程，回到那个生我养我而即将消失之地道一声别。

    这个道别仪式我早就想好了，接下来大家会看到，我回到那个叫浙江省金华市石门农垦场果木队的故乡是个什麽样的地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主动告诉人，我来自这个让我深感“丢人”的穷乡僻壤。

    石门农垦场始创于1955年，附近有个大村名叫石门，农场或许因此得名。建场的初心大概是为了解决当时城市青年失业问题，1955年，刚刚成年的父亲从杭州萧山来此垦荒谋生，首批垦荒者有多少人？在一本“建场60周年”的画册中，有一份“1955年来场垦荒队员现在场部分名单”，我看到父亲和另外150位队员亲密地相拥在一起。这151人只能算是“部分”，还有部分可能早早地就被永远遗忘，再也无从寻找。

    在高中和大学，若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介绍自己的来处，我会选择“七一农场”这个名字。确实，石门农场也叫七一农场。这里头蕴含有多少革命的因素，我不清楚，换个称呼主要是因为它不那么土气，便于掩饰自己寒微的出身，谁说越穷会越光荣的。其实，我对父亲的“工人”身份也一直存疑，说全面一点是“农业工人”，即垦荒及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我认为简称为“农人”更准确，而不该被美化成工人。人与民，也是有区别的，人属于国家，而民属于宗族。这很容易让联想到南北朝时期战乱中南渡的汉人在江南各地创建的众多庄园，在庄园里劳动的是从北方逃出来还是难逃为奴的人，古称“部曲”，另一支同路人叫“客家”，二者在后世有部分混同称呼。

    人在异乡为异客。自从挣脱了农场土地的枷锁，我迅速走上了一条与它决裂，也就是与贫穷、寒微决裂的道路。三所名校的连续深造几乎是要我完全改变自己，而我很好地完成了被改造，终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所谓高级阶层，让过去的一切远离了我。

    近乡情更怯吗？现在已经不会了。当我站在那棵掉光叶子的梧桐树前，我发自内心的一声久违的招呼“我回来了”。我离开时，梧桐树的腰围大概只有现在的一半那么粗，可能还没有一半那么粗。

    与这棵梧桐树相对的一排房屋中有两间房，是我曾经住了近20年的地方，此刻我依然想称之为“我家”。现在，那两间已经成为隔壁村的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一部分。幸亏如此，否则它早该年久失修而在风雨中摇摇欲坠了。

    在“我家”的后面高悬着施工的塔吊，架在隔壁村被拆除的房屋的空地上。农场占地很大，与周边乡镇的许多村庄犬牙交错，果木队作为较偏远的一个生产基地，它被三个村子严严实实地包围着。听说，这三个村子都被拆得差不多了，拆了之后建什麽，我不清楚。只听说“我家”拆了之后要为一个名叫“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平台拓展”的项目服务。但是，我又确切地听说这个刚建成没几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快不行了（可能已经不行了），那么在“我家”的地盘上该如何生产出新能量，拯救奄奄一息的汽车产业园呢？

    人人都说家乡好，果木队这个名字早年并非浪得虚名。橘子、葡萄、西瓜、李子、甜瓜、柚子、水蜜桃等等，品类繁多的瓜果一年四季滋养着我，产量几何，我一直没有主动去关心过，父母也不会拿那些数字在我的面前堆积出一种自豪感。

    因为水果产量巨大，在“我家”的斜对面建有一座临时存储水果的仓库。这个仓库的一大功能是，采摘下来的水果被送往城市各单位之前需要在此静候。仓库之上还有一层，那是队里的办公楼。沿着铺满干燥苔藓和枯草的台阶，我上去了。曾经奉母亲之命前往缴纳水电费或替父亲代领每月几块钱的津补贴，我曾上去过多次。在幼小的心中，仓库上面二楼的一排办公室几乎和天安门的城楼一样是个庄严之地。

    现在，与我撞个满怀的是无法想象到的荒芜，破碎的窗户玻璃格外冰冷，猛然扎向我的心口。

    我鼓起勇气走进那一间不知缴过多少水电费和代领过多少津补贴的办公室，曾经的窗明几净和井井有条荡然无存，曾经那个珠圆玉润的会计小姐姐不知去向。在她的座位边上留下一框骄傲，一张“九六年度”的奖状。颁奖典礼我没有机会见证，当时我正漫步在浙江大学的玉泉校区。

    奖状颁给的是“奥托康果木场”，农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做过一个梦，改制为奥托康实业总公司以期一飞冲天。“奥托康”听起来与神奇的银河系卫士“奥凸曼”的名字像极了。漫画中拯救地球的宇宙英雄奥凸曼真的将怪兽们赶跑了吗，前仆后继扰乱地球的怪兽又是从何而来？奥托康不仅没有拯救农场，反而制造一场噩梦，人们在一地鸡毛中惊醒。新世纪之初，做完改制白日梦的农场得了“大病”，厚实的家底没了，濒临破产。人们也发现了，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制和发展，过去说是大家的东西，魔幻般地进了个别人的家里。

    父亲在改制前就退休了。所以，那样的改制发展红利几乎是与“我家”绝缘。绝缘并非坏事。

    不论我曾经有多么排斥这里——果木队和农场，如今我对它依然有无法割舍的感情。我在一片死寂的住宅废墟里默然游走，早知昔日的农场住户基本已搬离，但我还是提心吊胆，万一撞见一位久违的熟人，哪怕是干瘪黝黑的他（她）认不出我，我的心里一定会起一阵惊涛。

    走到一个熟悉的菜园子前，那里曾是“我家”对门奶奶家的菜园子。过去，这个菜园子里满目光鲜，如今仅存一条白色塑料薄膜，笼着的仿佛是一具长长的干尸。小时候，这位奶奶很疼我，家里做了好吃的，会叫我拿碗去盛一份。每当她往我碗里舀第二勺开始，不管碗里有多少，我就一个劲地嚷嚷起来“够了，够了”。奶奶听了，乐开了花，越发起劲地给我舀第三勺，第四勺，直到装个够。

    一次，奶奶告诉我母亲说：“强强这孩子心平，给他舀一勺就叫够了，真是乖！”奶奶是新中国第一个特大型水电站新安江库区的移民，她的方言里的“乖”听起来与“坏”几乎是同一发音。

    我的确是“坏”。那是我巧妙的计谋，明明心里想的是“还要”，可是嘴上却喊着“够了”。今天，我再也没有机会向这位奶奶坦白，十年前她已离开人世。

    不能再看这个地方了，不是荒凉刺伤了我，而是我的自深深处汹涌而出的回忆像海啸般袭来，将我吞噬。发生这种反应，我不想用什麽精神分析法或人类社会学等晦涩词藻加以解说，再说了，主打工科的我从未学习过这些舶来的奥义玄学。

    2010年，当我在遥远的大都市成家立业之后，就把父母从这里接过去了，我要助他们脱离苦海。当时好像是工作太忙了，我没有亲自回来接父母，而是委托金华的亲友替我送过去，像从老家打包一件想丢又不能丢的陈年行李一样快运到了我专门为他们买的高档公寓。这段往事我写过多次，不想再重复，父母后来“逃跑”回来了。

    父母2012年“逃离”我为他们精心铸造的都市牢笼，没有再回到果木队的那两间房，而是在农场中心场部觅得了一个临时住处，继续他们安心的熟悉的生活。

    这一趟，我的目的是想将“我家”最后的画面摄取下来留作纪念。那是我心中永远的果园！

    我准备徒步离去，路线是从果木队到农场中心场部，约莫3公里的路程，这是一条我上小学和初中时风雨无阻的路。这条路上的昔日风景，我都清晰地记得。

    返程的起点从“我家”背后的那片建设工地开始。曾经这是人烟茂盛的村庄，镶嵌在一片绿油油的竹林中，在竹林深处有我小学同学的家。除了节假日，我们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在此碰头，挎着书包，走路或骑车一起去上学校。

    现在的水泥路面不堪重负已成龟裂状，但仍然比我们当时走的石子路面要好一些。这一段路是一段长坡，呈“S”形，在底下的那个拐弯处，有一天我从自行车上被甩了出去，重重地趴在了路边的泥沟里。因为天晴，沟里旱，虽然没有弄得我一身狼狈的泥巴，但等我恍恍惚惚地爬起来时发觉嘴唇麻木了。我努力恢复呼吸，让自己看起来没有摔着一样，一步步地推着瓢得不成样的自行车回到了家。

    回到家，母亲被我吓了一跳，我的嘴唇开始汩汩地向外冒血，邻居紧急帮我送去农场中心的医院（真心感谢农场自办的医院），医生在我的下嘴唇中部缝了六针。这等于是向一位刚上初一年级的英俊少年宣布“你破相了”。

    少年的我在这个车速接近极限的下坡处马失前蹄，主要原因不是我的车技问题，而是当时搭我车的同学不知何故从后座上惊慌地跳车了，跳车动作制造的剧烈摇晃直接导致了那一场不测之灾。

    这段长坡之上，吊塔之下，突兀地立着一座拒绝被拆的大房子，那是一座大别墅。我路过时看了一眼那带围墙和铁艺大门的房子，孤独的庭院内有很美的花草。它能坚持到何时？它应该有充足的理由，与未来的美好世界共存。

    走过这段长坡，接着一小段起伏度不大的“U型”路段，途中路过一家小农场。据说，奥托康的改制实验失败之后，工人们都垂垂老矣了，后继乏人的农场不得已被“分割”成二三十个小农场，租给外来的企业经营。路边的这家就是这么来的吧，我以前根本就没见过。过去，这里是一大片水稻田，冬天轮作油菜。到了春天，油菜花开，一片金黄，十分养眼。内人一直羡慕我读了那么多的书，视力还是那么好，不用戴近视眼镜，我想，一定是这片自然的田野呵护着我的视力。

    我瞥了一眼路边的一块招牌石，上刻四个大字“浙江枫禾”。我曾专门写过一篇趣文《宝贝传奇》，讲述薏米（薏苡）的故事。那篇文章，我没有引用《山海经》对薏米的一个古老称呼——木禾。看到“枫禾”二字，立刻让我想起了远古时代的那个“禾族”世界。“枫禾”也出自《山海经》，一种仙草，传说中白娘子不惜舍身盗取来救许仙命的仙草之一，如今管它叫石斛。

    略做一点补充，关于白娘子盗取的仙草是不是石斛至今存有争议，有人说那是灵芝。是石斛，还是灵芝，许仙已被救活，再争论的意义大吗？

    反正，我认为是石斛。现在，这株走进人间的仙草能让农场续命吗？我关心侧重的是这个问题。

    答案似乎已经摆在我的面前。

    前面的路是一个九十度的大拐弯，向左转，接着一段笔直的林荫道，在我的记忆中，道路的两边满栽水稻和油菜，过去这是一条粮油之路，而现如今是“枫禾”的人工栽培基地。争论今昔土地上的内容差异造成价值孰高孰低，意义似乎也不大。历史会给出最终的判决。

    我向基地望了一眼，栽培大棚看起来很沧桑，棚顶大面积破损，一个个大棚浑身污渍，沾染着繁华谢幕后的颓败与死亡的气息。大慈大悲的仙草能救自己吗？

    前面又是一个九十度的大拐弯，行进的方向转到了右边，紧接着一段小坡道。过去，我们常在这个拐角处迎接居住在此的同学汇入上学的队伍，此地名为“农场三大队”，现在建有一个规模不小的栽培基地办公楼。

    今天，此处拐角不再有同学守候，迎面而来的是一条红色横幅，上面有“保护国有资产”等几个大字。保护相对流失而言，流失多年之后才谈“保护”，是否为时已晚？

    采取新的“保护”措施另有所指。原来，自2021年底以来，农场动真格地重整旗鼓之前，打一场艰巨的债务狙击战，就是把过去分包给外来企业经营而被拖欠多年的土地租金先追讨回来，这也就是红幅上“保护”二字的一层含义。听说，追债行动截至2022年春节前要完成，掐指算来，所剩时日不多，欠收金额不知还多否？

    红幅后面的一段围墙是另一家农业企业的基地，培植的宝贝叫多肉。这植物是个洋玩艺，据说属于园林艺术之列，高出只管吃穿的传统农业很多个档次。在这里，这个艺术一度被做得很有生气，从树立在路边的巨型宣传牌上的三组数据透露一斑：“基地2100余亩”“温室大棚50万平方米”“年产多肉植物1亿株”。

    我从农场同学那里曾听说，这个多肉基地一度是当地网红观光园，观光不免费，门票每人40元一张。然而，此时我亲眼见到的情景却是大门紧锁，不见人气，观光园昔日热闹的真实性让我难以置信。多肉的世界也许是个虚胖的世界，犹如金融界是个水世界。

    大门内有一位保安留守。我问，现在不开放吗。保安不耐烦地“哼”了一声，我也真是没事找事，不开放不是明摆着的嘛。

    我再问，是疫情的原因导致闭园的，还是经营困难无法继续运行下去了？问完之后，我后悔了，不该问一位无辜的可能被欠了薪水的保安，应该去问总经理人。然而，保安没有让我失望，他回过头来，用稍有不逊的口吻告诉我这位风尘仆仆的过路客，不知道。不知道，或许就是都有可能。我诚心地祈祷，观光园的运营若有一时的亏欠，无论如何不能亏欠保安。

    我一边继续走着，一边回想2011年至2012年带着领导点题跑调研小分队的若干片段。当时，我和国内分社多位优秀同仁搭档，从北京飞往各地，其中有一次直奔杭州，第一件事拜访中农办原主任陈锡文的昔日同窗、浙江省政府顾问顾益康老先生，向顾老求教“三农”现代化破解之道。

    我们受教不少，从北到南，边走边思考。我发扬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光辉精神，送往中南海的几篇调研报告中当然没有石门农场。

    联想到十年前的思考，再见农场现状，同样的疑问又在我的脑中浮现，我们的社会现在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而现代感十足，但是生活在其间的人跟上自我现代化的步伐了吗？农业艰难地在现代化道路上爬坡试图跟上先走一步的城市现代化，那么搞农业的人有努力让自己尽快现代化起来吗？农业如果无法自身完成现代化，归根到底还是搞农业的人无法率先实现自我的现代化！改变这样的困境，要靠什麽？技术，还是人的先行改造？涉及到人的问题，直教人避之不及，这是多么复杂的再教育的工程啊！

    走过“马塘垅”水库，去往农场中心场部的旅程走过了一半。接下来的那一半路程，我已往返过多次。前方有一处农场职工过去的定居点，叫“八大队”，那里的职工曾从事茶园耕作。如今的茶园已无人护理，茶园里建起了别墅群。

    2020年7月，我将愤怒的笔墨泼向了这个别墅群，写了一篇题为《大建别墅，危房不改，金华农场开发乱象亟待整治》的文章。我一直以温和的批评者自居，批评是斜风细雨式的，或者说充满建设性的。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尽管依然克制，但有失一贯的风度。不止是别墅群的问题点燃我的怒火，更重要的，一拖拖了近十年的农场危旧房改造工程竟然是一个“不及格”的惠民工程，拉大贫富分化，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兹事体大，岂有不怒！

    愤怒，是我的职责！

    事隔一年半，听说“大建别墅，危房不改”的恶劣情形已大有改观，农场也准备来一场小系统内部的重整开发，包含了正在开展的追债行动。在我此次的后半段的旅途中，正好可以顺路重访那片两年前的“炮轰之地”，一窥其中的变化。

（因照片较多，宜分篇编辑，待下篇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