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哪里来？”——从四千年前的小河人群到现代新疆人_风闻

　　1900年，一位名叫奥尔德克的罗布猎人在罗布泊地区（今若羌县）的孔雀河下游河谷地带偶然发现了传说中的“千坟地”，即现在的小河墓地。

　　奥尔德克的这一发现引起了众多欧洲考古学家与探险家们的极大兴趣。其实，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考古学界就掀起了一股“新疆考古”潮流。一时间，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众多探险家、学者与伪学者们在考古好奇心与财富野心的驱使下纷至沓来。

　　也正是在这种“考古”潮流的推动下，斯文·赫定委派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雇佣奥尔德克为向导去寻找“千坟地”。贝格曼与奥尔德克历经千辛万阻，行舟渡过孔雀河后终于发现了流传于民间的“千坟地”。

　　由于离这片墓葬群不远处有一条无名小河，于是贝格曼以“小河”命名了这块墓葬群，如今的“小河墓地”这一称呼便诞生了。实际上这条小河原名叫“库姆达尔雅”，意为沙河，可惜的是贝格曼当时并不知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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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格曼在小河墓地盗挖墓葬共12座，藏品200余件，他还发现墓葬中出土的一些衣物，尤其是带流苏的腰布与丹麦青铜时代的墓葬出土品惊人的相似，但他并不认为二者存在直接的联系。最终，贝格曼把发掘出土的墓葬与藏品都运到了斯德哥尔摩。

　　在亲手挖掘完沉睡了数千年的小河墓地之后，贝格曼在他的考古日志《新疆考古记》中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考古宣言：

　　“在他们最后的睡眠中，一切都忠实地汇入了死亡，亲属们为他们准备了来世的给养和维持以往人间生活的一切象征性物品。数不尽的风暴在他们头上呼啸，宁静的夜幕下，永恒的星河高高悬挂于头顶之上，每一个夏季，炽热的太阳都会照射在他们的躯体上，也正因此他们才能如此幸运地得以长时间拥有着一个和平的安息地，直到某一天，有陌生人来到这里才搅扰了他们不醒的长眠——为了发现一些未知的东西。”

　　▲夜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虽然随着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的出版，小河墓地以其宏大的规模、特殊的墓葬习俗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引起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贝格曼之后鲜有人踏上对小河墓地的考古之旅。

　　时间来到2003年，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所长王炳华老师等人的尝试下，终于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正式进入小河墓地开展全面科学考古，小河墓地得以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经过4年又10个月的田野工作，已知的墓地面积已达2500平方米，分南、北两个区域。墓地从层位来看，自上而下分为五层。考古队发掘出的小河墓地墓葬数量达到330座，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160座墓葬在考古发掘之前已被盗墓者所盗窃。

　　随着大量干尸的出土，小河墓地成为了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干尸数量最多的单一地点。同时，小河墓地也成为了迄今为止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之一，时间跨度在距今4000-3500年之间。

　　小河墓地里埋葬的人群是谁？

　　在探究古代人群的演化脉络时，仅仅依靠传统的史料与考古学证据难以做到系统又精准地复原人群迁徙与融合的历史轨迹，也难以量化不同古代人群互动时的人口、方向等参数，但新兴的分子人类学手段为此提供了可能，即通过借助遗传学与古DNA研究技术，我们能够重构古代人群的迁徙与融合的历史图景，接下来所要讲述的小河人群的演化历史正是基于近年来分子人类学界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小河墓地的墓葬从层位自下而上可分为五层，大致呈地上三层（1、2、3层）和地下两层（4、5层）结构，层数越深意味着年代越久远。

　　在已知最深层与最上层的墓层之间有将近五百年的时间差，这五个多世纪的岁月更替表现在小河人群中的变化不仅在文化，也在不断多元化的血统上。

　　小河人群的血统组成十分复杂，DNA包括欧洲、南亚、中亚、北亚和东亚的成分。即便是处于最深墓葬层中的小河早期人群，他们就已经在血统上表现出既有欧洲成分，又有北亚与东亚成分的多元混合特征，随着墓葬层由下到上的演替，各墓葬层人群的基因多样性更是在不断增加。

　　即从距今4000年前小河人群定居到塔里木盆地东南部开始，在其之后的500多年里小河人群与周边人群进行广泛互动的同时也发生了基因上的交流。

　　伴随着基因交流发生的还有一些文化观念的变化。在地下的两层中都有被祭祀的泥棺材，棺中皆为女性，棺前还有牛头祭祀，这些墓葬习俗体现了早期小河人群社会中女性地位之高。

　　然而在上三层中并没有发现对于女性的这种特殊墓葬仪式，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来人群的迁入，小河人群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文化转变。

　　从DNA来看，小河早期人群母系DNA具有较多的北亚与东亚成分，也有一部分欧洲成分，父系DNA则都是欧洲成分，这表明至少在4000年以前东西方的人群就已经在中国新疆地区相遇，并完成基因交流，随着与周边人群的互动，小河中后期人群的母系和父系DNA皆以欧洲成分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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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公主及其想象图

　　小河人群从哪里来？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枢纽。

　　从青铜时代早期开始就有来自东西方的人群迁徙至新疆，虽然新疆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四万年之前，但目前能证明塔里木盆地存在稳定居住群体的最早证据只能追溯到公元前三千至两千年前。

　　除了小河人群外，青铜器时期（从公元前四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新疆在阿勒泰、伊犁、哈密和巴里坤等地都出现过青铜文明人群。

　　DNA研究成果表明，当时新疆东西部人群的DNA成分大部分都是以欧洲成分为主，且在结构与类型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那些青铜文明人群经过不断地发展与演变进入了铁器时代。

　　铁器时代初期的人群的DNA自然是继承自青铜器文明人群，但随着新疆东北部（阿勒泰、哈密等地）的人群不断受到来自北亚与东亚人群的影响，主要的DNA成分开始趋向于北亚与东亚成分。由此，在青铜器时期新疆东西部人群的DNA成分一致性开始出现一些细小的差异。

　　大约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新疆地区进入铁器时代。铁器时代初期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了最早的游牧民族。

　　这些操印欧语的游牧民族凭借着驯马和轮式战车等先进技术在欧亚大陆之间快速扩张，在适宜从事游牧生产的沃土的吸引之下，这些游牧民族进入了北疆地区，游牧生产方式也在此普及开来。

　　于是新的一轮文化和族裔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正式开始，人类文明在铁器时代踏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从此文明的号角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轮番吹响。

　　北疆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游牧文化色彩的文明，南疆地区则依然是绿洲农耕文明占绝对主流。在DNA成分上，此时的南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农耕人群与北疆伊犁地区的游牧文化群体具有相似性与连续性。

　　到了公元前3世纪，人类历史上有史可证的早期游牧民族具有国家规模的政治体——匈奴汗国诞生了。匈奴汗国的形成为后世两千多年历程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国各农耕文化区人群的频繁互动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强势的匈奴汗国向四方输出着它的影响力，与之伴随的还有大批北方游牧民族的扩散与流动，这些游牧民为中国的北部与西部人群注入了新鲜血液。

　　匈奴之后的北方草原彻底成为众游牧部族追逐权势的角斗场。从柔然到突厥，从回鹘到蒙古，漠北草原间歇性的诞生着一批又一批游牧强权，这些强权无不期望将自己的势力范围辐射到今中国的北部与西北部地区。

　　于是乎，在战争与贸易之中，在交流与碰撞之间，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在新疆古代人群演变过程中扮演的作用不断增强，来自北方草原的语言（如回鹘语、蒙古语）在这片土地上扎根。

　　同时，那些原有的文明人群也并没有消失，后来的回鹘语、蒙古语等语言承载了先前人群的语言，他们的血液里交汇着先前人群的血液。

　　不断地交汇与交融或许就是人类走出非洲以后能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血统上的融合与文化上的多元无疑自始至终贯穿于人类文明演变进程之中。

　　从青铜时代到今天

　　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桑沧之中，新疆见证了无数文明的发展、兴起与消逝，也目睹了无数族群的聚合与消散。

　　那些关于一个英雄、一座城市、一个文明甚至一个时代的宏伟传说，不过只是漫长新疆历史的点缀品。

　　一批又一批的人群在这里发展繁荣、繁衍生息，一个又一个文明在这里光辉闪耀，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即便是繁荣辉煌如楼兰古城也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但历史的脚步却没有也不会因此就停滞——当楼兰古城没入黄沙之中时，在它的周围仍有新的绿洲文明悄然散发着新的光芒。

　　不同的人群在这片土地谱写着自己的故事，他们书写着自己的历史，殊不知他们也在续写着前一个人群的历史。而这些历史传到今天，交付于我们手中之时，我们所接到的是一本由成千上万的不同人群参与其中，共同创造的篇章。

　　回顾古代新疆人群不难发现，这些人群中包含来自印欧、阿尔泰、闪含、汉藏和一些未知语言与语系的群体，他们在人种特征上各异，在语言文化上各异，在生产生活方式亦是如此。

　　历史的接力棒在这些表面看上去千差万别的群体的相继传承之下传到我们手中，我们的语言文化中融合了那些各异的古代群体的语言，在我们的基因中同样照射着那些来自东西方人群的影子。

　　在恢宏的人类演变史中，“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主      编：阿布德吾力

　　副  主 编：刘美仪、艾孜则

　　版      块：迹忆新疆

　　版      主：爱特肯

　　作      者：閯赫迪

　　校      对：伊玛努尔·凯撒尔

　　排      版：杨鉴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