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12年义务教育刻不容缓_风闻

文|刘远举

共同富裕是当下的政策重点，也是社会舆论的热点。根据权威的解释，共同富裕的含义，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由此可见，公共服务的普及与普惠，是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当中，教育又是重中之一重。因为教育不光关乎当下，也关乎未来。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现在的公平，也关系到他将来的发展，以及这个人的下一代的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就提出，面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政府在二次收入分配和保障起点公平上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如教育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作用，税收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社保在改善民生上的支撑作用。这些通过政府保障起点平等，通过市场效率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至关重要。尤其实现12年义务教育刻不容缓，9年义务教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特别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外部看世界上11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方是超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内部看许多低收入地区，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无法完成高中教育，导致了很大的起点不公平，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包括社会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高中教育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

62岁的斯科特·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是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的教授，已从事了约30年中国农村研究，专注于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近十年来，罗斯高和中国合作伙伴组成的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关涉农村儿童发展的研究。

罗斯高认为，加拿大、美国，北欧这样的高等收入国家，他们劳动力中有将近75%至少是高中毕业的。而一些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平均3个劳动力里，只有1个人是高中毕业的。从这个角度中国的高中教育还很不够。

约在2007年，我自己做过一项小研究，数据处理后的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相关的因素，不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而是小学毕业生的数量。**最初我不是很理解这个结果，后来一想就明白了，当时中国加入WTO已有6年，劳动密集型产业方兴未艾，世界工厂正在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劳动力。这个合格，只需要小学就足够：达不到小学，不能进流水线；而学历更好的人，当时的中国经济结构不需要那么多。

现在时间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学历更高的人了。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但普及、义务和免费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在解决有学上的问题，不是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或者实施免费教育。

所以，即便时机不成熟，在一些地方，不妨先给足够的补贴，促进更多的孩子完成高中教育。

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因为贫富差异造成的公共服务不均等，不一定是要压低，也可以拉高，把一些地区过高的基础教育拉下来，把这部分资源与资金，放入到高中教育中去。

实际上，中国阶层分化的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中小学教育中的资金投入，用资金补天资，在这个阶段拉大差距，待到初三考高中的阶段，有天资但无资金的学生，已经被拉下一大段了，再无法追赶。

而且，降低小学的教学内容强度，也是双减的逻辑必然。降低学习难度、减少学习内容，从教纲上减少内容，少学一点，学简单一点，才能真正降低负担。

有人认为，在落实“双减”改革的过程中，“减轻学业负担”，绝不能简化成“减轻学业”。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并不是让孩子们学得少一点、简单点，而是让孩子们在兴趣盎然的状态下学得更多、学得更快、学得更好。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但却不切实际的状态。

高强度的思考活动，会消耗掉大量的氧气、葡萄糖，这种消耗性的活动，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会是一件愉悦的事。更何况，班级学习，不是一对一教学，不可能调整以适应某一个学生的水平，保持他的“心流”。

**所谓心流，就是指既不难，又有挑战性，但又不觉得无聊的状态。**这样才能维持兴趣盎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就是一件很苦的事。更何况，背单词之类的学习过程，就是简单的重复。

从这个意义上，快乐学习，就是幻想驴拉车还能快乐。所谓减负不减质量，就像是让打工人不要那么累，但不降低工作强度，不减少工作内容，也不是让人少工作一点，而是让打工人在兴趣盎然的状态下，干得更多、干得更快、干得更好。上班的人，还有每个月的工资作为犒劳，有短期目标维持，但小学生其实是没有的，全靠家长强力督促。

基础教育大家一起简化一些，其实问题不大。众所周知美国的基础教育在全球都算落后的，但即便排除留学生的贡献，其高等教育也不差。小学初中减少的那一部分，可以在高中补起来。随着高中学习难度的提升，大多数学生与家长，也接受了自身的真实定位，避免了教育军备竞赛中的无效付出。

高中教育的普及，还需要得到家长的配合。

孩子能不能上高中，是当下城市中产家长焦虑的大问题。2019年河南中考报名人数141万，全省普通高中招生人数73万，普高录取率51%左右，有68万人上不了普通高中。

但这并不是真实的中国，不是所有家长都期盼上高中。实际上，大量农村孩子在初二就会出来打工。初二、14岁，是中国农村青少年的命运分水岭。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是犯下各种罪和错的高发期。

这个分水岭是由教育决定的。现在我国的义务教育制度下，学杂费全免，极大地促进了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家长也愿意把孩子留在学校。如果孩子资质不足，预计考不上大学，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投资意愿就不大，就会放弃高中教育，初三是为中考准备的，所以，就会在初二后辍学，流向社会。

14岁不读书能干什么呢？不能打工，未满16岁，是童工，没人敢雇他们。失去学校的约束，身体又成熟了。一个诱惑的世界完全开放了。而且，他们知道，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犯下各种罪与错。

其实，能否上大学只是一个表象，更本质的，是家长对子女的人力资源投资，与基于对子女未来命运的判断相关的。如果能留在他们打工的城市，他们一定会尽力让孩子在城市有基本的生活、扎根的能力，就会加大教育投资。但如果预期仅仅是走自己的路，重复“打工——回老家”，那么，这种投资意愿就不足。

所以，只有更畅通的城市化，才能提升底层家庭的教育投入意愿，才能实现高中教育的普及，实现更公平地进行教育公共服务，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国家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