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中产阶级及修昔底德陷阱_风闻

中国的发展总是有很多声音。善听善见本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不过杂音的目标不是争取“善谏”，而是为了不见：不见其好，不闻其善，只求将唱衰作为手段在希望对手或潜在对手倒下的路上发挥动摇军心的作用。针对具体产业亦是如此，比如目前对于中国蓬勃发展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就有多种声音不绝于耳，并且力图从国外到国内，来影响中国政策制定的走向。具体的政策制定操刀手仿佛无以甄别，决策者又困惑于看起来振振有词有理有据的反对浪潮中难以取舍。于此而言，根子源于技术依附性、行业虚浮化导致发展不自信。

困惑原因不仅来源于各界基于各种理由的质疑，更多来自于我们自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下的中国，经济体量上去了，门类体系建立了，尖端技术探索了，市场培育成熟了，但对于如何以我为主、走向世界的谋篇布局和阶段性实现路径刚刚起步，并且国际舆论对于“一带一路”不时有意味深长的解读。虽然不能排除羡慕加嫉妒的心理作祟，但从国民意识上讲，因为不做大哥好多年，近三四百年来，我们习惯于亦步亦趋脚步匆匆不停追赶，一旦独立于发展的潮头浪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乎左顾右盼，总是希望还有带头者指点迷津。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这个词语本身，从诞生开始就带有对于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定位，主基调是嘲讽人口众多而并不地大物博，基数庞大但教育程度不高，蕴含有大量消耗地球有限资源的讽刺意味。“红利”一词本身就已经将人类个体或群体作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创造的利益来考量，更是资本决定话语的结果，前几十年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广大农民工干的就是最累苦脏的活。所以，抛开意识形态的界定，从语言的特定语境角度来说，“人口红利”这个词也应当逐渐淡化其现实普及。

从概念来看，联合国人口基金将其定义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尤其当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于非劳动年龄人口时”。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其间悖论：按照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2岁(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卫生统计2018》)计算，15至64岁已经达到50年，这个占据2/3以上年龄段的人口比重，正常繁衍生息的人类社会自然会超过其他阶段。但为什么会直接称呼其为“人口红利”的分界呢？

这就需要把西方国家就业年龄的多数规定翻出来看看。最低就业年龄方面，国际劳工组织大会《准予就业最低年龄公约》 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低于15岁”。至于退休年龄，英国、意大利等少数实行男女有别（男65，女60），更多国家都是男女一刀切，并且以65岁居多。同时，还对到龄还干的人进行鼓励。比如芬兰养老金的领取，65岁退比60岁退可多出40%；美国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的，每多一年就奖励10余个百分点的退休金，直至正式退休。

有分析认为，“人口红利”的兑现主要是发生在二元结构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前进的发展初期，当从中等收入国家继续向高收入国家挺进时，劳动力成本提高、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一般都会接踵而至，“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一个经济规律和基本观察。（李志龙，生孩子不该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对策，FT中文网）

我们分析这个判断，他已经有罪推定一般地将“红利”集中在大量“人口”低成本劳动力提供上。并且举出了东亚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发展路径的例子。但其实不能单独由果推因，尤其是中国最为特殊的地方：土地作为最基本生产要素，已经成功进行了翻天覆地的革命。这与工业革命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中，依靠圈地运动造就大量毫无生活来源的无业游民强迫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全然不一样。一个最为直观的社会现象是，当前返乡创业有了最厚实的想吐根基，可以极大程度上主动推进全国东西部、南北方的区域经济发展平衡化。

如果一定要说人口红利，那么我们当前需要深入把握的是两个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拥有全球完备的制造工业体系和人才。

印度人口基数不小，但消费太弱；美国消费强劲，但增长已经乏力。近些年每一轮长假，无数国人近乎狂热的海外旅游热购物潮，无不体现出强大而持久的消费力。再观国内资本和产品双重市场，近十年来，外资投向中国市场的资本投向前两位一直是医药和汽车。生存加上运动，这就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持续增长强劲消费的“用脚投票”。

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农民工的界限已经不明显。当年外出务工的相当一部分已经逐渐退出一线舞台，更多的“工二代”全然没有农民底色，在语言和行为方式上完全融入了其父辈打拼的环境。虽然很大程度上缺少了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既有优点，但善于学习融入现代社会确实不可能逆转的大趋势，数量庞大素养较高的产业工人队伍迅速发展起来。同时，高端科研人才也脱离象牙塔的封闭僵化保守自满既定范式，快速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大潮中。这样的红利便是中国全面创新起航的绝对基石。

追根溯源，“红利”用于社会现象的说法，源于社会治理结构的军事化转向公司化。前者是把整个社会体系作为军事单位战斗团队严格管理，后者是把社会架构作为一个股份制公司进行运作——于是，至少表面上，每一个社会成员就如同公司的大小股东，也就享受了分享的利益（自然也会有风险的担当），这目前俨然成为了各主权国家的努力目标。

当资本决定社会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时，国际资本大鳄的影响力便达到了极致：从意识形态到军事打击，从国家制度到政权更迭，金融寡头站在最高的塔尖俯瞰芸芸众生——索罗斯才会以轻松的口吻表达对于世界经济危机下自己伟大业绩创建：更为可怕的是，在资本控制的强大主流舆论引致下，这些让无数人家破人亡、各个国家动荡不安的人士，全世界居然没有厌憎，只有尊敬和艳羡。如果沿用红利的思路治理国家，那么最终就变成“全民皆为资本奴隶”，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人口红利”一词可以休矣！

中产阶级

尽管现代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很是回避“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词语，不过社会阶层的固化却是其一直努力的目标。毫无疑问，近三四百年来，世界上先期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长期占据发展前沿，抛开资本吸附、军事控制和殖民掠夺等因素，科技进步带来的技术垄断、知识强权尤其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海外资源转化为本国利益之后，一大批能够创造财富、超前消费的中产阶级的培育，给国内市场的活跃奠定了基础。

也许阶级固化已经相当严重导致中下层反而失去了向上的动力和斗志，一直灌输并被广泛接受的超前消费观，尽管带有很强的人文及时行乐色彩，但也早被不太着眼于未来及子孙打算培养的中下层人士乐此不疲地执行着——很怪异的另一面是，欧美精英对于子孙的锻炼培养却是不惜代价、不图享受，希望家族中有能力超强者接替自己的事业，比如洛克菲勒、罗斯柴尔德等家族对于后代严苛的训练就绝没有一点享乐至死的意味，巴菲特对家族接班人的确定也是大费周章——消费透支是基于对于未来收益的美好预期，也将中产阶级人士牢牢绑在跨国企业大型财团的看似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上面。自此，“中产阶级”就成为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背锅侠，且与国家命运深度挂钩。

中国的国情决定，尽管可能不会产生西方经济学典型定义上的“中产阶级”，但眼下已经造就了相对比例仍然不断攀升、绝对数额不少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总人口的中等收入阶层或群体。2018年1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测算，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3亿人，大致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的30%以上。2018年两会期间的3月6日记者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在回答记者问时透露：“（中国）迅速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据不完全统计有4亿多人口，现在是按国别来算，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中。”

尽管尚无统一标准，但可以暂按世界银行的标准，中等收入为：成年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之间，也即年收入3650～36500美元。按照美元与人民币1∶7的保守汇率计算，世界银行中等收入标准为2.5万～25万元人民币。所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五年来，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超过经济增速，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可以看出，中国的中端基本消费群体已经形成，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大、素质还在不断提高、选择也在日益增多。在消费渐趋理性的时候，国外资本和相关产品的生产制造商已经大举进入中国，瞄准了这个极具利益诱惑且竞争不饱和、管理不规范的超级市场，力图取得先发优势，占据绝对制高点。中国的高铁动车、大飞机等公共商品已经显现出国际领域的竞争优势，但国内众多家庭消费品生产制造商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没有把市场格局、消费层级的变化作为第一决策参考，家用电器操作系统、核心零部件主导权依然没有，包括乘用车、常规药品等还在境外资本的后边亦步亦趋。

国际舆论一度时期热炒的中国即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立论依据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架构能否快速消纳庞大的就业人口，尤其是超高速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农业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移——城里人到乡下建房种菜的看似逆城镇化个案，目前更多体现在有闲有钱阶层人士的情怀回归，近五年尚不具有产业和资本流向、导向的普遍意义——这里不仅包括简单身份证明的外在文字称谓变化，更有生活方式、公共价值、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分析产业工人的最大提供群体，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其实已经证明，在尚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兜底的农村制度下，大量人口流入流出可能导致的社会不稳定会得到最有效的消减。当前需要考量的是，新生代农民已经不满足于农村来实现这一辈的“落叶归根”，老一代却仍然在故土难离的情怀中保留原有的生存方式继续余生，这里边会有一些社会问题，但绝不是圈地运动那样血迹斑斑。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直接导致的是房地产市场一直火爆，房价居高不下。在过去二三十年间，房地产不仅作为家庭财产的必需品，也成为了投资方向，俨然是大量社会资金的蓄水池。深水池里边有相当的泡沫成分，但这个泡沫不是每一户家庭居民的，而是资金变成资本之后努力攫取最大利润的必然。同时，基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各级地方政府也当了重要推手。

综合起来，需要考量的就是：农村如何继续保持政策延续性稳定性，需要再完成两代人的生存空间营造和维护；城市需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容纳更多社会资金，防止泡沫继续扩大的同时，严防资本集中快速抽逃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风险和政治动荡。

“中产阶级”的稳定器减压阀作用，对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的执政行政其实一样，只有政治不成为财阀的附庸，或者不与财团完全结合，一切的资产配置和利益分配才会得到公允有力的处置。

修昔底德陷阱

对于国家之间的兴衰成败，古今中外有很多种言辞各异的说法。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大概因为农耕社会的缘故，比较强调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王朝更迭之际，中国人非常讲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要“王道”不要“霸道”。也许西方人多是游牧或者海洋，与大自然总是搏斗和征服，不太尊重生我养我的这方水土和蓝天碧海，王公贵族血统纯正倒是第一考量，可能为了鼓励向外的掠夺和斗争，同时一直采取老一辈创造的财富长子继承而不是儿子们的均分制，武力屠戮和野蛮殖民是他们摆脱不掉的符号。

与对故事中的历史一笑而过不一样，对于历史中的故事我们往往严肃认真以至于达到吹毛求疵的地步。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自然变迁，现在看似穷山恶水难以养活众多人口的希腊邦国，却催生了洋洋洒洒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究竟在何时以何种文字借何种载体被修昔底德记录下来，虽然细节存疑问题多多，但丝毫不影响这个号称现代西方文明鼻祖发源地的强大号召力，无数国度膜拜不已，多少专家趋之若鹜。

不过“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一词确实很新，最早可以追溯的历史居然是在西元2012年，由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一文首次提出。如果修昔底德真实存在过，知道其只言片语就对当下全球战略格局产生莫大影响力，可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再阐释自己对“陷阱”一词的理解。

修昔底德陷阱的确是个陷阱，至少发明发现这个概念的国度已经深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了。于是乎，总是站在自己已经先发优势的守成大国角度，总是担心后来的替代者也如同他自己一样，对于被可能会被超越者手持可以五马分尸的利器，将其打翻在地踏上几脚然后庖丁解牛一般让其灰飞烟灭不复存在。我们是否一定要跟着这个调调一条道走到黑？那是在别人眼光中活着友谊放低身段去迎合的丑态，也太低估和浪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明智慧了。

国际话语权或者说话语霸权，本质上都是不让人待见的东西。但因为是舶来品，加上哈佛大学的声名显赫，再辅之以西方文明老祖宗，这个词会霸屏就毫不奇怪了。稍感不舒服的是，无论怎样翻看仿似定论的古希腊古罗马历史，无论土地疆域，还是人口总量，也抵不过春秋战国吧。为何东周列国志这样的信史演义，反而没有在风起云涌的现代国家博弈上争得只言片语推而广之的一席之地？不过也得承认，实力决定魅力，谁让近三四百年泱泱华夏没落至斯呢！

历史的确是一面镜子，这个结论尤其适合于信史记载从未中断的华夏文明历史。考察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观察中国的未来；注重中国的文明传承，其实就是考量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不过很是遗憾，长期习惯于简单二分法，满足于自我为主老子天下第一，大搞意识形态对立且斗争的所谓西方主流思潮和媒体，他们都无法深切理解这个事，更不要说做到这一点。所以，一个现象便成为了新的“常例失误”：西方大多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预判，总是与中国发展实际情况相背而行——这个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判断失误属于偶然情况全然不一样。

回到现实中来，在国际大背景中，位于经济体量前两位的美国和中国，一定会有利益冲突，如何处理矛盾和问题，既有各自国内的具体实际综合角力，也有决策者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积淀厚度及实际运用能力发挥。凡事从最坏处着眼、最好处着手，总是不会错的。对于眼下的中美贸易由摩擦到战争，尽管需要考虑作为美国中期选举的战术手段的因素，但绝不能忽视近些年来每一次选举重要时节美国、英国乃至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在打这张牌的现实，更不能漠视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规模对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巨大冲击。

中国力量已经催生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强化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映衬着中国制度，而这样的道路和制度的看似挑战已经成为了先期发达国家的话语舆论渲染、道路制度走向的严重威胁。不是外国人、特别是西方先期发达国家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而是他们目前正处在冷眼看中国笑话到正视睡狮猛醒的思维角度与具体方式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阶段，有争论、搞打击，竭尽所能讽刺污名化、深层次扶持代理人集团，这些作为简单手段或者终极目的，还会在国际博弈时反复出现。基于此，或许应该丢掉幻想早作应对，既保持发展战略定力，也维系和平复兴崛起。

钝俚草于2018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