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特龙蒂 | 拒绝的策略_风闻

编者按

当工人与雇主斗争时，他们会做什么？难道他们不应该首先对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过程说“不”吗？难道他们不应该拒绝接受资本家的工作吗？保马今日推送相明同志翻译的《拒绝的策略》一文，文中指出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视工人为“反抗资本的阶级”的漫长历史时期，而不是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而不去阻止资本主义社会继续运转。只要资本主义继续运转，工人阶级政党就尚未存在。苏维埃失败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保持有机统一，但是在实践问题上严格区分革命活动中的两个环节：阶级的策略和政党的战术。在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真理最简单的内容变得清晰：资本不再能摧毁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却可以摧毁资本。

本文原载《“后工作”理论》（详情可见今日推送的“每日一书”），感谢相明同志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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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的策略[1]

[意]马里奥•特龙蒂著 相明译 王行坤校

亚当·斯密说过——马克思评论过他观察之精准——劳动力的生产力的有效、大力的发展开始于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之时，也就是当劳动条件遭遇到资本形式之时。人们可以更进一步说，劳动力的政治力量的有效、大力的发展事实上开始于从劳动力转变为工人的那一刻，也就是说，当整个社会环境都反对把他们当作资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因此，工人的政治力量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力密不可分。这与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资本的力量形成对照。工人在社会的某个特殊方面是生产的可能的统治者。资本主义是对整个社会的真实统治。但是资本的本质是，它需要一个为了生产的社会。所以，生产——这一社会的特殊方面成为了社会总体目标。谁控制与支配了它，便控制与支配了一切。

即使工厂和社会在经济层面上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它们也会在政治上自相矛盾。阶级斗争中最高、最成熟的观点之一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工厂和作为资本的社会之间的正面冲突。当资本利益的提高在工厂中被阻碍了，这就意味着社会的运转中止了：奠定了颠覆和摧毁资本力量的基础。相反，阻止社会利益的运转意味着将工人阶级简化为社会的一部分，将工厂简化为资本。我们知道，当劳动生产力被个别资本家运用的时候，它产生了飞跃式发展。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它由社会资本组织时，会带来政治上的飞跃。这一政治上的飞跃可能不会以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外人看来，它似乎并没有发生。然而，它作为自发性存在的事实证据足以让工人们拒绝为旧有理想而斗争——尽管他们可能不足以承担自己的任务，即根据新的目标，发起新的斗争计划。

Mario Tronti，Il popolo perduto. Per una critica della sinistra

Mario Tronti，Operai e capitale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马克思视工人为“反抗资本的阶级”的漫长历史时期，而不是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或者我们应否反过来说，即使这意味着混淆了一点黑格尔辩证法的步骤。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工人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即从一开始直接与个别雇主对抗起，他们就立即被第一个资本家辨认出来了。只有在后来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可怕的历史阵痛之后——也许还没有走出来，还在不断重复着，工人们才开始接近于成为一个积极地，主观地，“反对资本的阶级”。这一转变过程的先决条件是政治组织，即政党及其对总体权力的要求。在这段时期，工人们拒绝将自己暴露为“反对资本的阶级”——集体的、群体的、以被动形式表现出来的拒绝，没有他们自己的组织，也没有对权力的总体性要求。工人阶级这样做了。但它一方面是资本的表达者，一方面又是资本的瓦解者。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利用工人的敌对的斗争意志作为自身发展的动力。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对资本利益下的工人进行真正的调解，并以一种敌对的形式组织起来，作为斗争的战场和破坏性的战略潜能。两个阶级对立的世界观只能选择一方作为参照——只能是工人阶级。无论目标是稳定系统的发展，还是永远摧毁它，工人阶级都是决定性的。因此，资本社会和工人政党发现自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形式，具有一个相同的内容。在这一内容的斗争中，一种形式排除了另一种形式。他们只能在革命性危机的短暂时期内共同生存。工人阶级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而不去阻止资本主义社会继续运转。只要资本主义继续运转，工人阶级政党就尚未存在。

要记住：“一个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以劳动生产力为基础”。因此，生产性劳动的存在与资本有关，还与资本家阶级有关。在后一种关系中它作为工人阶级而存在着。这一过渡时期可能是历史性的：它是产生资本的生产性劳动；它是通过工业“组织”起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它组织起了工业工人阶级，使得资本家们普遍将自己构成为一个阶级。因此，我们看到，在一种平均的发展水平中，工人已经是一个生产者的社会阶级：资本的工业生产者。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资本家自己构成了一个不是企业家，甚至不是组织者——经由工业中介的工人组织者——的社会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组织的历史之外，工业史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它也无法外在于了资本主义的工作史。在这一话语中，我们不能忘掉“工业革命”：我们必须由此开始持续性的研究——它不断地通过客观的工业机制，并且阻止它们为工人所用，直到实现了资本支配工人的当代形式。这将使我们看到，活劳动与不变资本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不是一个中立的过程。更确切地说，它是由集体工人与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整体之间的新兴阶级关系决定的，而且往往是暴力的。因此，阶级斗争决定了工业机制的每一次技术变革。这样，我们得到了两个结果：我们跳出了人与机器存在中立关系的陷阱；我们将人和机器的关系放在历史中工人阶级的斗争与资产阶级的主动进攻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来考察。

将今天的社会定义为“工业文明”是错误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业”事实上仅仅是一种手段。当代社会的真相是，它是一种劳动文明。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社会绝不可能是任何东西。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甚至可以采取“社会主义”的形式。所以……不是工业社会（即资本社会），而是工业劳动的社会，也就是工人劳动的社会。我们必须要有勇气与这个观念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斗争。当工人与雇主斗争时，他们会做什么？难道他们不应该首先对将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过程说“不”吗？难道他们不应该拒绝接受资本家的工作吗？

实际上，难道我们不可以说，不工作并不意味着拒绝让资本使用工人的劳动力，因为一旦签订合同，劳动力这个特殊的商品已然交付给资本了。不工作也不意味着拒绝将劳动产品交给资本，因为在法律上它已经是资本的财产，另一方面，工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它。相反，不工作——罢工，工人斗争的经典形式——意味着拒绝作为生产的组织者的资本的命令：即在过程的特定时间点说“不”的方式，是对提供的具体劳动的拒绝；也是对工作过程的临时阻碍，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内容。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式的“总罢工”会引发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从一开始这就是一种天真浪漫的想法。这一思想内部已经包含了一种貌似反对的要求——即，拉萨尔派要求“公平分享劳动成果”——换句话说，是对资本利润的更公平地“参与”。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在对马克思错误的“修正”中结合到了一起，并随后在官方的工人阶级运动实践中获得成功。这个结合起来的观念就是：“劳动人民”是真正的“劳动的奉献者”，劳动人民应该捍卫他们所提供的劳动的尊严，反对所有那些试图贬低劳动的人们。不，真相其实是，提供劳动的是资本家。工人是资本的提供者。在现实中，工人是那种独特的、特殊商品的所有者，这种商品（即劳动力）是所有其他生产条件的前提条件。因为，正如我们所见，生产的其他所有条件从一开始，就是资本本身——一种死的资本，为了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活起来，需要将劳动力吸纳进自身。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除非将阶级关系引入到它的内部以作为其内容，否则这种向生产的社会关系的过渡是不会发生的。阶级关系首先是由如下事实所确立的，即“无产阶级在资本家面前构成阶级”。

因此，工人提供资本，不仅是在他出卖劳动力的时候，在他体现阶级关系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就像劳动力的固有的社会本质一样，是资本主义获得的另一种不用支付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有偿的，但代价（这永远没法协商）是工人们的斗争会周期性地动摇生产的过程。绝非偶然的是，这一领域是由工人在战术上选择的，作为攻击那些雇主的领域，因此它也是雇主被迫在工作的组织中不断以技术“革命”作出反应的领域。在整个过程中，唯一不来自工人的恰恰是劳动。从一开始，劳动条件就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从一开始，工人手中唯一拥有的东西就只有资本的条件。

这个历史性的悖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诞生时的特征，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永恒再生”的伴随条件。只有与资本家产生关系，工人才可能成为劳动。人们经常问“社会阶级是什么”，答案则是：“阶级有两个”。事实上，一个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并不意味着另一个就必须服从。相反，它意味着在对等的关系下摧毁统治关系的斗争，取得统治地位并将它转变为与当前统治形式不同的新形式。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把握并传播工人-无产阶级的形象，如其所是——“自豪且来势汹汹”。是时候开始工人阶级和资本之间直接的斗争了——这一仗将在历史的新时期打响，开始马克思的类比中指出的“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2]”之间的对抗。

如果资本条件在工人的掌握中，如果除了生产力的活动之外，资本内部没有任何活跃的生命；如果资本在其诞生时就已经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如果没有工人的环节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阶级关系就没有社会关系，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阶级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资产阶级自诞生时，事实上便是从属于工人阶级的。于是便有了剥削的必要性。工人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铁律，不能化约为被压迫者反抗压迫的永恒反抗。同样，剥削的概念不能简化为个体雇主的愿望，即从他的工人的身体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来致富。与以往一样，经济主义的解释除了对制度的道德谴责之外，没有其他的武器反对资本主义。但我们并不是要推翻这一问题的。问题已经从另一个方面被推翻了。剥削历史性地从资本的必要性中产生，以逃离它事实上从属于工人-生产者阶级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意义上，资本主义剥削反过来激发了工人的反抗。日益增长的剥削组织，在工业和社会的最高水平上持续不断的重组，再次成为资本对工人拒绝服从这一进程的反应。当前，正是工人阶级的直接政治推动迫使资本进行经济发展，从生产的场所扩展到整个社会关系。但对资本来说不可或缺的对手的这种政治活力，同时也是对资本力量最可怕的威胁。我们已经将资本的政治历史看作是资本试图摆脱阶级关系的一系列尝试；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通过资本对工人阶级政治统治所采取的各种各样形式的中介，来不断尝试从工人阶级中摆脱出来的历史。这就是为何在资本主义剥削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生产过程存在着对剩余价值的持续的攫取——中，在整个资本的历史中，与之相伴的总是国家层面上发展出的越来越有机的政治独裁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的基础确实有经济上的必然性：有必要使用武力迫使工人阶级放弃其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从这个角度看，目前的经济计划形式无非是试图将政治独裁的有机形式安插在民主制度内，以作为阶级专政的现代政治形式。G·米尔达尔（G.Myrdal）所提及的关于未来的幸福状态的共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克思、杰斐逊或许会赞同的社会——可能成为现实。我们会发现自己所处的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综合体。自由主义与民主之间会被调和，找到一个理想的中介——社会国家的形式，一般被称为“社会主义”。然而，我们还会发现，即使是在政治理论的层面上，工人阶级的中介也是必不可少的。至于工人，他们会在这种“社会主义”中找到一种终极形式的自动控制，即客观控制；以经济为伪装的政治控制；对他们反抗运动的控制。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它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不再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而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

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

Thomas Jefferson，1743年4月13日－1826年7月4日

在什么情况下，政治国家至少能管理部分经济机制？是当这种经济机制可以开始将政治国家本身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国家作为工人阶级政治再生产的时刻。从根本上说，“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意味着，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不能在自发的客观机制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它必须是由资本家自己作为一个阶级所采取的政治上的主动进攻主观地强加于人。撇开所有的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意识形态，只有凯恩斯赋予了资本主义的观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主观性飞跃，也许在历史意义上堪比列宁从工人阶级的观点中获得的飞跃。然而，我们并不能让它成为思考资本的“革命”。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切已经体现在此前的发展中了。资本家还没有发明出——显然，他们不能发明出——一个非制度化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的类型是工人阶级的力量。这两个阶级在政治力量层面上的差别正是如此。资产阶级并不是独立于正式的政治机构而存在的,他们通过这些政治机构,在不同的时间但是以不变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政治统治：正因于此，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意味着摧毁资本家的力量,另一方面，破坏这种权力只能通过砸碎国家机器来实现。相反，工人阶级独立于组织的制度化水平。因此摧毁工人政党并不意味着解散、肢解或破坏工人阶级的有机体，它无关紧要。

G·米尔达尔（G.Myrdal）

工人在社会中废除国家的可能性是基于这一难题的具体性质之内的。为了生存，资本家阶级需要一个正式的政治层面的调解。正是因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它要求支配一切，它需要在政治“形式”中表明这种支配，从而让这些形式作为客观的机制使其死气沉沉的本质生机勃勃，并为其带来主体性的力量。就其本质而言，资本只是一种经济利益，而且，在其历史之初，它只不过是个体资本家的自私自利。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工人阶级的威胁，它被迫将自己变成一股政治力量，并将整个社会吸纳进自己的控制之下。它变成了资本家阶级，或者说，它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如果说阶级的概念是一种政治现实，那么，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有资产阶级。而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征服——只不过是漫长的历史过渡，在此过程中资本将自身变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相反，工人阶级的发展展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征：当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阶层正式存在时，它就直接发起革命进程，而且只会产生对权力的需求。但它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从很早以前开始，就像这样，威胁着资产阶级秩序。正是因为集体工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它与社会的整体状况，包括其劳动的社会条件相对立，因此，它表现出了已经包含在自身之内的直接的政治主体性，即构成阶级对抗的部分性。从一开始，无产阶级只不过是在废除现有秩序的各个方面的直接政治利益。就其内部发展而言，它不需要“机构”，以便使它重获生机，因为它只不过是直接进行毁灭的生命力。它不需要机构，但它确实需要组织。为什么？为了在资本面前提让对抗的面相展现出客观性；为了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在当前的阶级关系的现实中阐明这个面相；为了在短期内，用战术武器将其塑造成丰富且具有战斗力的力量。这对夺取权力必不可少，对夺取权力的需要产生之前也必不可少。马克思发现了工人阶级的存在，那时还没有从政治上表达工人阶级的形式：因此，对马克思而言，阶级还缺乏政党。另一方面，列宁主义政党由于已经成形，给人以一种真正的错觉，即认为已经有了一种具体的工人阶级革命的过程在进行着：对列宁来说，事实上，当阶级构成一个政党的时候，它就处于革命过程之中了。那么，这里便有了两个互补的命题，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所描述的形象是互补的。对于我们来说，如果这两种形象不是对阶级本身的未来的美妙的设想，那还会是什么呢？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Ле́нин

（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

如果我们承认阶级与政党不完全相同，那么我们只能在政治层面上谈论阶级。诚然，即使没有党，也有阶级斗争，但我们也必须指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如果阶级通过政党使之付诸行动；如果它通过从战略到战术的飞跃，做到这一点的方式在实践中溶解它必须在理论中摧毁的一切；如果只有这样，它才能从持有权力的人手中夺取权力，并以新的形式组织起自己手中的权力……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政党-革命的关系要比目前所呈现的方式（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更加确切、更具有历史的具体性。我们不能将革命的概念从阶级关系中分离出来。但工人阶级第一次提出了阶级关系。因此，革命的概念和工人阶级的现实是二而一的。就像在工人开始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之前不存在阶级一样，在破坏性的意志——工人阶级包含这种意志——呈现出具体的形式之前也没有革命。工人阶级的视角没有兴趣用“革命”概念来定义过去的起义和动乱。此外，要让人们回想起一套“历史先例”，以期待、预测当前工人的运动——这总会是反动的，总会是一种保守的力量，阻止着当前的运动，使之控制在那些控制着历史进程的人的有限的视野之内——这些人借此控制着社会的发展。在工人阶级看来，没有什么比机会主义对历史的延续更陌生了；没有什么比“传统”这个概念更令人憎恶的了。工人们只承认一种连续性——他们自己的直接政治经验；一个唯一的传统——他们斗争的传统。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承认，资产阶级应该有能力组织一次革命呢？为什么要被动地接受“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极其矛盾的概念，仿佛它是一个既定事实？事实上，资产阶级曾经存在吗？因为，如果追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我们要将“资产阶级”误解为后来的资本家阶级，那么我们就必须解释阶级和革命的有机关系如何运作；从历史经验来看，没有看到发动革命的所谓资产阶级，而是看到了奠定基础的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在经过漫长的斗争过程之后，只有一个资本家的阶级会出现。

在这一点上，必须进行大量具体研究，以推翻这些错误的解释：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传统”扼杀了这些框架内部的争论，这些框架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我们认为，即使在基本历史探究的简单层面上，这种推翻也是可能的。我们认为，是时候开始重新构建事实、时刻和过渡了，而这些只有资本主义的内在现实才会向工人阶级的视角揭示。现在是开启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史的时候了，这个历史本身会为实践上的推翻运动提供丰富、可怕和决定性的理论武器。从这一刻起，理论上的重建和实践上破坏，只能像工人阶级身体的两条腿一样齐头并进。

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说，“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Rhodus,hicsalt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by Karl Marx

但是，我们说，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这就是革命的过程。这就是作为过程的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因为它就是这样的命运，因为这就是展开行动的地方，因为它被迫斗争所采取的方式——只有工人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过程。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革命“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4]”（同上）

我们必须进一步说，这些不是革命而是其他东西，而且每次都有所不同：政变；政府危机；权力模式的巨变；政权从某阶级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该阶级对其他阶级的支配地位的偶然重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明——的经典范式设想，只有经历一段漫长、渐进的时期，接管经济力量之后，才可能有偶然的机会掌握政治力量。已经支配社会的这一阶级，声称要管理国家。现在，如果这些幼稚的方案仅仅被用于阐明一些历史书籍——一本能读懂的最低限度的历史书——那也不错。但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理论的错误会在实践的层面付出代价：这是一个规律，工人们承受了太多的切肤之痛。每当拿资产阶级革命的模式套用到工人阶级革命的进程，那我们就会看到运动在战略上崩盘（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工人们通过复制这一模式，必须用事实证明他们管理社会经济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比资本家的强得多。他们必须要求管理国家。因此，工人管理资本就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式的“经典”道路。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社会民主理论上是最正统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基本上，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做的都是在实践的某些方面破坏与推翻这一理论的社会民主逻辑。

然而，社会民主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鸿沟从一开始便已清晰地划定了。如果要重塑一部工人阶级的内部历史——在资本的历史之侧重塑，两种组织经验必须兼而有之——尽管二者方式不同，意义也不一样。事实上，工人阶级斗争自身的不同时刻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1842年8月9日，当一万名工人在宪章主义者理查德·皮林（RichardPilling）的带领下向曼彻斯特交易所进军，与曼彻斯特交易所的生产商谈判，并观察市场如何运行的时候，与1871年5月28日星期日，当加利费（Gallifet）叫囚犯中的老年人出列，下令立刻射杀的时候有所不同，因为在1871年5月的当时，他们是向1848年6月的经验看齐。我们不应该将前者总结为工人的一次进攻行动，而将后者总结为资本家的一次镇压行动，因为或许情况恰恰相反。

宪章运动图片

在此，我们确乎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人阶级表达：起初是作为积极行动，这对体系的运转是积极的，是一种通过各种机构组织起来的积极行动；在第二个阶段，它是一种“否定”，拒绝去管理其所处的社会的机制从而来改善社会，这是是一个被纯粹暴力所镇压的“否定”。这就是在工会要求和政治拒绝之间存在的质的差别——即便是在同样的工人要求的内容中。社会民主，即使它已经征服了国家的政治权力，也从未超出工会面对雇主所提出的有限要求。共产主义运动，在个人的，短暂的经验中，以非合作的政党为武器阻碍了资本主动行动的和平发展。现在，如果工人只面对两个选项，那么选择将相当简单。事实上，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我们采取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传统，在理论层面上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在这条道路即将在实践领域所产生的后果之外，问题无法得到回答。我们必须看到主观幻觉导致我们所产生的战略性颠覆：首先是工人阶级科学的诞生，然后是阶级运动的第一个可能的真正组织。相反，我们必须培养并复原一个工人阶级的内部发展的具体类型，工人阶级斗争的政治性发展，我们必须以此作为杠杆向前飞跃，摆脱客观主义，不用回顾过去，不用从头开始。要再一次把握现代工人野性的无产阶级起源，使之在当前的斗争和组织的需要中发挥作用。我们应该用最猛烈的方式打倒“新工人阶级”的形象，这种形象不断地被各种技术进步所再生和更新，就好像在某些科学生产实验室里的一样。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是在否认工人阶级的反叛经历——以暴力为标志的叛乱，一连串的“绝望的愚行”。我们不应该像那些冷血的历史学家一样犯同样的错误——每当群众筑起街垒时，就大喊“人民起义了”，然后发现“真正的”工人阶级斗争只是在用较新的形式与资本家集团讨价还价。1848年，1871年和1917年的事件，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吗？从经验上看，从历史上看，根据这些事件中实际提出的目标，我们可以证明不是。但是，如果忽视六月的叛乱分子[5]，没有公社社员，没有布尔什维克，就试着重建工人阶级的概念和政治现实，你的手中只会有一个空的形式，你的纸上只会有一个没有生命的模型。

当然，工人阶级不等于人民。但是工人阶级来自于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采取工人阶级的视角，不再需要“走向人民”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来自于人民。当工人阶级不再被摆在从属阶级的位置上，因此，当工人阶级的科学脱离资产阶级文化的传统不再以整个社会，而是以把推翻社会的那一部分定为出发点时，工人阶级便在政治上摆脱了人民。在这一点上，文化的概念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再有意义，或者只具有外来意义。事实上，文化就像马克思讲的权利一样，总是是资产阶级的。换句话说，它始终是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知识分子与阶级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常常以这种方式成为一种冲突和在其他方面解决冲突的方式之间的调和。如果文化是人的总体性的重建，是对于世间人性的探寻，是一种弥合分裂的使命，那么它本质上就是反动的东西。理应如此看待。工人阶级文化作为革命文化，它的概念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是同样矛盾的。此外，这里暗含了一种可鄙的反革命观点，即工人阶级应该重走资产阶级历史的全部经历。“革命的”资产阶级有一种“进步”的文化，工人阶级运动则应拾资本的余唾（连同所有的旧旗帜）的神话，这已经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带进了幻想的领域。与此同时，它还强加了一项日常任务，即我们要采取行动保护和发展这一官方遗产，作为整个人类的遗产，因为它正沿着自身的道路前进。此时的情况非常糟糕——就像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必须采取一种猛烈、毁灭性的打击来解除它：在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自觉地站在工人主义的角度，成为一种对文化的批判。它必须努力消解已经存在的全部——拒绝在旧的基础上继续建设。（大写的）人，（大写的）理性，（大写的）历史，这些巨大的神灵必须打倒，就像要打倒老板们的权力一样。资本并没有真的抛弃这些古老的神明。它只是把它们转变为官方工人运动的宗教：以这种方式，他们主动地继续统治着人类世界。与此同时，对这些神明的否定——可能对资本保有致命的威胁——实际上是由资本本身直接管理的：降低为文化因此变得非但无害，而且有益。因此，反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反历史主义非但没有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武器，而是成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手中的文化产品。在这种方式下，文化不是因为它在某一特定时期所具有的特定内容，而是通过它正在展开的形式，即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中介——它所继续保持的一种功能，才成为文化的。“对立”文化也无法逃脱这种命运；它只是表征了穿着资产阶级文化的普通外衣的工人运动的身体。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我们不关心在某一历史时期是否有可能存在知识上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因为今天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政治形象存在。事实上，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成为的东西：工人运动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共产党以及外在于工人阶级的旧组织形式需要他们。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维系党和社会之间的联系，而不去走进工厂。现在因为工厂令人烦恼，因为资本本身也在呼唤他们回到生产的世界，他们成为了科学和工业之间的客观中介者:这是知识分子与政党之间传统关系所采取的新形式。今天最“有机”的知识分子是研究工人阶级的人，他们把有史以来最邪恶的资产阶级科学——工业社会学（代表资本家的利益研究工人运动）付诸实践。在这里，整个问题也需要彻底推翻。我们说的不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而是不存在文化，也不存在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服务于资本的）。这是我们对另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的对应部分：外在于工人阶级的存在，外在于阶级的本质，外在于工人阶级被迫的行为，就没有工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再现，没有工人阶级重走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或者说，没有革命。对文化的批判意味着拒绝成为知识分子。革命理论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直接实践。这是和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科学之间关系一样的关系，也是和相结合的两者与颠覆性实践的时刻之间关系一样的关系。

我们之前说过，工人阶级的视角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分离出来。还要补充的是，它也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

David Graeber,Bullshit Jobs

那么，这些必要之物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一种新的策略是否是必要的？如果有必要，那么在斗争中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它，将它创造出来并加以阐述。在科学的层面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了。必须围绕这一工作来组织强大的、新的智识力量。强大的大脑必须开始在这个单一的、独特的视角下集体运转。一种新的对抗形式必须渗透到工人阶级科学中，将这种科学推向新的目标，然后在整体的政治实践中超越它。我们所指的形式是拒绝的斗争的形式，是工人阶级说“不”的组织形式：拒绝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积极合作，拒绝提出积极的诉求方案。在工人阶级关于资本的历史中，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发现这些斗争和组织形式的胚芽，从第一批无产阶级组成一个阶级开始。但是这些斗争形式的充分发展，它们真正的意义，在很久以后才到来，它们仍然作为未来的战略存在。随着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增加，日益集中和统一，并且在质上越来越发展，在内部也变得同质化，同时也随着围绕着它自身的整体力量的运动的组织越来越成功，这些斗争形式在现实中起到作用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因此，这些形式假定了劳动力的积累过程，这种过程与资本的积累不同，它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集中和增长不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意味着阶级关系的集中和增长；因此这是一种直接具有替代性的具有某种意义的政治力量的累积，即便此时还没有通过适用于它的“伟大的集体手段”来对其进行组织。因此，拒绝是一种与工人阶级同时增长的斗争形式，这里的工人阶级既是对资本的政治拒绝，同时也是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资本的生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人的政治斗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总会形成一个整体。无产阶级自己提出的最初要求——当他们无法被资本家所吸收的那一刻——在客观地成为拒绝的形式，这将资本主义体系置于危险之中。每当工人的积极要求超出资本家所能给予的范围时，他们又一次重复了这一功能（即成为拒绝的形式），即在经济法则的机制中起到纯粹、单纯的政治封锁的消极、客观作用。每一次经济机制上的结构巨变，每一次形势变化必须在特定的时刻进行研究：但只能是为了如下目的，即让工人们要求当时的资本无法给予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拒绝的诉求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危机，每一次危机都需要在工人阶级组织层面上实现一次飞跃的战术能力。

随着工人和资本的共同发展，阶级斗争有一个逐渐简化的过程，我们必须把握这一问题在基本的战略层面的重要性。无产者和资本家个体之间的第一次冲突的“基本”性质，在工人群众发现自己面对的是现代大资本的主动进攻后来变得极其复杂，这并不是真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一开始，阶级斗争的内容有两方面——工人阶级的内容和资本家阶级的内容——它们还没有被彻底地分化开来。争取工作日的斗争是有益的。此外，工人们几十年来向资本家提出的各种要求的纲领已经——而且只能产生出一种结果：剥削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更大发展密不可分。就官方的工人阶级运动而言，无论是先前的工会派，还是后来的改革派，都在这一进程的螺旋上升中，在他们对工人的经济组织的尝试中发挥了作用。绝非偶然的是，在我们的论述中，我们倾向于强调即便在较不发达的社会层面上对资本的政治力量构成挑战的那些工人阶级斗争环节。事实依然是，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领域——在当今世界绝未消失——只有通过一种分析的工作和持续的发展，可以化约为对抗性力量之间的简单直接的冲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阶级斗争总是为形势，甚至是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在其外在关系中得到调节，而这些形势本身还不是阶级斗争。在事情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些形势越来越不重要，可以看到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残余被燃烧殆尽了，因而导致所有建立在工人阶级之上的未来乌托邦的坍塌，而这最终提供了一种主观的可能性，将阶级斗争束缚在当前的链条之中予以粉碎。在这一过程中把，我们从工人阶级的视角出发，不仅要握对抗在数量上的增长和大规模化，把握其内部日益同质化的统一，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把握它逐渐恢复其原始的、直接的基本性质的方式，以作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其中每一个阶级都给另一个阶级带来了生命，但只有一个阶级掌握了另一个阶级死亡的可能性。早期的历史不论，在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真理最简单的内容变得清晰：资本不再能摧毁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却可以摧毁资本。根据列宁的观点，厨师要能够治理工人国家，必须从现在开始发挥作用，并且在这些基本范畴的基础上，成为工人阶级科学的理论家。

因此，工人阶级大众需要精简，并统一步调。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消失，只有一个例外——工人对权力，所有的权力的要求。对工人来说，这种要求是拒绝的最高形式。它在事实上预设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统治关系被颠倒了。换句话说，它预设了从那一刻起，提出积极的要求，提出权利法案（理所当然地，是以社会普遍利益的名义）的，已经变成了资本家阶级。因此，拒绝他们要求的，变成了工人阶级。这里还必然会有一个关键点，所有的请求和要求都会明确地来自资本家，只有“决绝”才会公开地来自于工人。这些都不是遥远的未来故事。这种趋势已经在发生，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握住它，以便控制它。

当资本达到发展的最高阶段时，它不再局限于保证工人之的合作——即在稳定的僵死机制内积极攫取活劳动——这是它迫切需要的东西。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它进行了一种过渡，做到了通过工人的主观要求来表达它的客观需求。这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性在斗争中被说成是工人阶级的要求，这是资本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它只能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固定的工人阶级表述。在过去，这是作为一个系统的客观功能（实际上完全是自我调节的）而发生的，而今天，恰恰相反，它是由资本家阶级的主动行为，通过其现代的权力机器的工具而发生的。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决定性的经验，这种斗争不再局限于要求权力，而是实际上征服权力。在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工人阶级对资本的理解被主观强加于资本家之上。从那一刻起，以前作为一种盲目的经济规律，没有人控制，自动运转的东西，必须由掌权者在政治上推动，自上而下挪动：这是控制客观进程的唯一途径，是战胜其可能后果的颠覆性威胁的唯一途径。在这一问题上，政党关于资本的主观意识高度发展，这导致它构想并实施了一项计划，即对其周期的所有环节进行社会控制——在这些环节中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用随处可见。因此，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再一次激发了资本主义观点的重大进步——这是资本自身的冲动永远不会取得的进步。工人阶级的要求从此被资本家承认为资本生产的客观需要，因此他们不仅被接纳，而且被积极地征求；不再简单地拒绝，而是改为集体协商。工人阶级运动的制度层面的中介，特别是工会层面的，具有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工会提出要求的平台已经被那些本应被工会所制约的人所控制：被那些理应“要么接受，要么滚蛋”的老板所控制。通过工会的斗争，工人阶级的要求只不过是资本需求的反映。然而，资本本身不能直接形成这些需求——即使它想这么做，即使它达到了自身阶级意识的顶点也不能。相反，在这一点上，它获得了完全相反的意识：它必须找从敌人身上找到自己的需要，它必须通过工人的有组织的运动，接合起自身的运动。

1917年俄国革命照片

我们不禁要问：当工人阶级组织的形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内容时，当它拒绝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表达而运作时；当它拒绝通过工人阶级的要求来满足资本的需求时，会发生什么？答案是，在那一时刻，从那一时刻起，整个体系发展的机制就被阻塞了。这就是我们必须传播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新概念：不再是经济危机、灾难性的瓦解，不再是一种由于不可能的系统继续运转而产生的，尽管是短暂的大崩溃（Zusammenbruch）。而是，在工人阶级拒绝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唯一策略中，由有组织工人的主观运动，通过一系列关键情势的刺激，用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组织策略，解放了它的政治主动性所造成的一场政治危机。我们当然要阻塞经济机制，让其在某个决定性的时刻无法再运作下去，但是实现这一点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拒绝成为整个社会进程中的积极伙伴，而且，拒绝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哪怕是消极的合作：换句话说，抛弃在当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合由工人所领导的所有运动的群众斗争形式。我们必须明确地说，这种形式的斗争——就其本身而言——已经不够了。非合作，消极（即使是群众规模的），拒绝（只要它不是政治性的，不是主观性地得到组织，不是应用到战略中，没有在战术层面得到实践），已经被强加于阶级斗争几十年的自发性的高级模式，不仅是这一切不再足以引发危机，而且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现在成为资本主义主动控制和利用阶级关系的一种客观机制。我们必须打破这一进程，以免它成为工人阶级运动要承担的又一个沉重的历史传统。

向另一进程的过渡必不可少，但是，不能失去这一进程还拥有的基本积极因素。显然，非合作必须是我们的出发点之一，而群众在生产层面上的消极性则是我们必须由其开始的重要事实。但在某一时刻，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反转过来。当到了说“不”的时候，拒绝必须变成政治性的，同时变成主动的、主体性的、组织化的。它必须在更高的层面上再次成为对抗。没有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设想开启一个革命性的进程。这不是向工人群众灌输一种意识，即他们必须与资本作斗争，他们必须超越资本，为通向人类社会新纪元而斗争。所谓“阶级意识”，对我们来说，无非是组织的契机、党的职能、战术的问题——这些都是把战略计划贯彻到实践上的突破的必要渠道。在纯策略的层面上，毋庸置疑，这一点需要非常先进的时刻，在这个时刻，斗争的假设变成了现实：工人阶级拒绝向资本提出要求，全面拒绝所有工会的领域，拒绝将阶级关系限制在一种形式的、法律的、合同式的方式中。这与强迫资本直接表征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需要是一样的。它割断了工人阶级对发展的调节，阻碍了工人阶级对机制的理解。最后，这意味着剥夺资本的内容，剥夺了作为资本基础的阶级关系。在一段时期内，阶级关系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其政党来操纵，就像迄今为止资本家阶级通过其国家来操纵一样。

Guy Standing，《不穩定無產階級》

正是在这里，两个阶级之间的统治平衡关系被颠倒过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事实上，革命进程见证了工人阶级越来越变成了它该有的样子：在自己的领域内（一个特定的政治领域）的统治阶级，一种征服的力量，在摧毁当下的过程，为整个过去（不仅仅是它自己的过去）的从属地位和剥削复仇。这就是提出假设的意义，在这一过程的最高点上，一方面是资本提出要求，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拒绝。这一点假设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已经成长并组织起来了，能够构成自主的决断力量顾及到整个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秩序无法触及的无主之地，无产阶级的新野蛮人可以随时开始开垦。因此，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否还要求工人的存在呢？资本主义社会之内的国家——工人拥有自己的权力并决定资本的终结。但这并不是对未来的预言，因为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未来并不存在；目前只有一个障碍，目前不可能在当前的组织下继续运作，因此，它可能在相反的权力观念下进行重组。自治的工人阶级政治力量是阻碍资本经济机制运转的唯一武器。在这个唯一的意义上，工人明天的国家就是今天的政党。

[英]乌苏拉·胡斯，《高科技无产阶级的形成》

Ursula Huws,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这就是我们认为源自马克思的，作为政党的共产主义的概念，如何用一种毁灭当前社会的实践手段替换了建立未来社会的模型，也就阻塞了工人阶级所有的革命要求。此外，现在有一种战略上的颠覆，即工人对资本的表达是资本家们所主张但被工人所拒绝的：最为具体的转变就是工人革命仍然可以预见。作为一种探索，它仍然会关联到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这并非偶然。在阶级对立中，在战术层面上，政党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工人阶级会取得胜利的原因。建立于这一基础之上的工人国家，不需要超过一个资本社会中的政党的职责。但是列宁主义的战术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策略：正因如此，在工人看来，苏维埃经验已经失败了。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保持有机统一，但是在实践问题上严格区分革命活动中的两个环节：阶级的策略和政党的战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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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译自MarioTronti,Operaiecapitale,Einaudi,Truino,2006，中译文根据英文翻译校对。

[2]出自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390页。——译者注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页

[4]同上

[5]即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又称六月暴动，是法国七月王朝期间一次失败的反君主制起义。让·马克西米利安·拉马克将军的病逝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