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大萧条时代受到了哪些影响？与德国有什么不同？_风闻

日本在经历关东大地震、经济大萧条后遭受重创，最后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我想知道是日本的情况和德国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由政府大举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转移内部矛盾？反而直接开始了军事冒险？

题目描述里面有太多问题了，简单一提。

德国大萧条的复苏和纳粹的扩军/经济政策是个烫手山芋不谈。关东地震和此前的22年危机不能直接和大萧条放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时间差实在是太大了。23年后日本政府是在以各种形式投资刺激经济的。而即便是在1929-1930年大萧条开始后，以政府全面沦陷的时间点来看，日德之间实际上很难说有绝对差异。

纳粹在德国掌权发生在1933年，大萧条的危机顶峰之后。之前解释过“结构论者/structuralists”和“意识形态论者/Ideologists”对希特勒是否有预先设计的完整扩张计划认识不同。但是无论认为纳粹高层从最初就计划种族清洗，扩张生存空间，发动侵略战争；还是认为纳粹高层只是机会主义者，战争的爆发是再武装时期机制性误处理的结果；全面再武装都是至少35年后才全面开始的。是年德国引入了兵役，开始第一步海军扩充和航空兵现代化等等。其中一部分可以被视为国防需求，比如对照法俄设计下水的一批水面舰艇。但是另一些则明显在为进攻性战争做准备，比如潜艇产量的提升。德国在外交上的冒险开始于1938年，年内德国吞并奥地利，随后是慕尼黑会议。

对比之下，日本“自由政府的终结”发生于1932年，此后军方势力控制政府，政治动荡加剧。而这一段军方控制加剧，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极端分子逐渐活跃的阶段结束于1936年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后。叛军未被豁免，于是军方中的激进派同样被压制，政府彻底落入军方势力中。这个时间表和德国是是基本一致甚至略慢的。1935年的国际军控谈判是否存在成功的可能是一个辩论中的问题，但是即便是认为日方可能在谈判开始前就完全做好了撤出军控系统的准备，在决策上被军国主义者彻底掌控，1935-1936年初这个时间点仍然和德国全面再武装的时间点是基本一致的。而远东战争直到1937年才全面爆发，在时间表上同样和吞并奥地利类似。

认为“直接开始军事冒险”大概指的是1931年的九一八/满洲危机，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点是，“中国问题”在日本内部的地位本身就和“战与和”不同。在日方语境下的“满洲问题”和“中国问题”还不相同。帝国时期的日本，对华态度并非平等的国际关系。在1921年华盛顿就已经有大量的例子证明日方可以一边在满洲扩张一边大谈反对扩张反对侵略了。对华干预此时对于日方来说就是类似于UK对埃及，法国对阿尔及尔干预一样的不平等问题，不属于正常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这是当然不对，但是认知上如此。第二点，本身“中国问题”在30年代初是在急剧变化的。统一中国是一个影响要素。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国府名义上统一国家。这一点在日方内部引起了相关的辩驳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反应式的。第三点，最关键的是，九一八本身是板垣等在自身利益趋势和地方军支持下发动的事变，IJA总部对此和南京一样吃惊。这不是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入侵但泽那样自上而下计划好的方案。到了国联谴责的时期，政府已经换届32年的断代已经发生了。这一点到如今已经说得太多了。

如前所述，在22年危机和23年大地震后，日方已经开始持续性扩张政府开支支持经济增长了。此时日本经济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支出，另一方面主要是贸易收支。日本的贸易逆差主要依靠对美和对华出口平衡，而30年代初狮子内阁的经济重心一方面是解决贸易平衡问题，一方面是追随国际金融秩序重回金本位。这两点是1928-1932年日本国内政治的关键，28-32年作为日本民主政府的“尾巴”是一个可以断代的时期。

30-32年前后同时发生了3件事：1，大萧条在31-32年引起了两次金融业的剧烈动荡，结局是开放黄金出口的日本失去了对黄金储备流失速度的控制，这引起了相当的货币问题和财政问题；2，贸易上，在华的抵制日货和美国大萧条时期进口的减少都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问题。日方此前的解决方法，比如开支削减（30-32年间日本政府取缔了一系列早应该结束的战时/灾后“补贴”，这些都是直接影响民间生活的），军控等等没有缓解经济上的困难；3，政治上，此前一直存在的军方内部各派势力随即失控。九一八是这一点的体现，而不是主动选择。随后的五一五也是政治上失控的体现。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实际上即便是金融崩溃没有爆发，日本民主政府仍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Ian Nish语）。

大萧条在欧洲失控的具体时间点仍然在辩论中，但是金融上经济秩序彻底失控，是在31年年中到年底。至此，银行问题，失业问题和经济上生产和消费的萧条不再是周期律的一部分，而只能被视为“大萧条”。32年在欧洲有第二次金融大危机到33年末才开始回暖，持续到1937年中。这两者和希特勒在33年的上台时间上的吻合程度要高得多。29-31-32三次经济危机的恶化和33年选举的短期联系明显得多，而31年危机很难说是日本30-31年才爆发的短期财政问题的直接结果。

昭和日本，没有在大萧条之后“立刻选择”军事扩张。

大萧条正好发生在了日本政府和军方势力争夺控制的过程中。

在1929年前日本就已经在殖民扩张了，对中国问题的干预早已有之，满洲问题亦同。而日方高层虽然时刻注意北伐战争的动向，具体而言在满洲危机中没有主动授意将问题扩大。日德在1928-1933年间整体上的情况是类似的，在1932/1933-1935/1936年间的情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可比性。而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本身间战后期的断代就是被许多同时影响全球各个地区的重大事件划分的。30年国际军控，32年军控谈判，31年满洲危机，35年阿比西尼亚英德海军协定，31-32年的两次银行危机等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

而大萧条的影响决定的35-36年前后军方势力的“胜出”，以及此后做出的全面军事扩张的“选择”。

间战末期的帝国政府最终做出全面战争这个选择，就发生在35年前后。这才是“选择扩张”。如果说1939年欧洲战争的爆发是否有意外的成分仍然值得辩驳，那么1941年太平洋战争是日方讨论，推演之后的结果。这不是“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在意识形态上十恶不赦，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扩张战争”的问题，也不是“希特勒只是机会主义者，德方没有预计到英法国内反战态度的终结和激烈反应，于是在39年战争就此爆发”的问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方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决策，进行了相关的细致筹划和战术预演，最终执行了计划。换言之日方的相关决策者们坐下来，思考了手中的可能，然后仍然做出了同时和美英中荷全面开战的决定。至于这多大程度上是美方在37-41年间的决策的结果，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