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0年我出生并成长在农村，所谓的“极端平均主义”，我实在找不出论据_风闻

【本文来自《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128期：迈向共同富裕》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我是从前30年过来的人，前30年我出生并成长在农村。

所谓的“极端平均主义”，我实在找不出论据。

客观地说，那时城乡差别的确很大，我也曾为此有过怨言。

但随着走入社会并逐渐成熟后，我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

当时的新中国是个农业国，又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威胁，要生存必须要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的源泉，只能也只有是从农业收益中得到。

但是，教员并没有只一味从农村工业索取，而是一直在反哺农村，农村的免费教育制度、农村合作化医疗制度、农业机械化，队办、社办企业等等都是教员反哺农村政策的体现。

60年代，我们那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小学了。

我们那里，存在数千年的大肚子病、大脖子病，在70年代后都消失了。

我也要感谢那些知青，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知识，我从小学到高中的老师中，有一半左右的老师都是知青，我非常感激他们。

历史从不是孤立静止的，更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去看待。

季羡林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他当年下放“牛棚”时，领导告诫他说，别告诉农民他的工资数，因为怕吓到农民，这也是“极端平均主义”吗？

立场决定态度吧，当年有些知识分子去农村，就感觉受到“迫害”了，那么我们这些当年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人，该是什么感受呢？

立场决定态度，也就是阶级决定论吧。

我小时候，冬天穿过草鞋，穿过有十多个补丁的裤子，但我认为这是我的骄傲和人生财富，因为这是我见证祖国从贫穷到富强过程的一部分，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

在见到教员那件补了70多个补丁的衣服后，我服了，值！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