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疫病流行“两低两高”看当下新冠疫情何时“终结”_风闻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上海的知名医学专家、美国的部分主流媒体相隔在大洋两岸先后发声，表示对这场疫情将在2022年“终结”充满了信心。

    目前，尽管感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病毒使得全美的疫情防控地图“全面飘红”，但是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似已充分预见到，奥密克戎极有可能加快已为期两年的疫情的终结，进而演变成一种地方病和季节性流行病——简单说就是新冠肺炎疫情趋于流感化。（参阅2021年7月31日《看不到终点的流感》一文）

    与此同时，上海的张文宏医生也在三周前曾作出两年来最乐观与确定的推断：眼下“是最后一个疫情寒冬”。“最后”不等于“终结”，但至少肯定了事实上中国政府在2022年有更强的能力实现对继发疫情的全面控制，所以准确地理解应为疫情高潮低落。

    上述由中美两国有识之士乐见疫情早日结束的声音似乎难以一拍即合，很快淹没于各国局部暴发的聚集性疫情和街头抗议的浪潮之中了。

    疫情终结，还是言之过早吗？但是，有谁不盼着早日结束疫情之害呢？在诡异的病毒一次次刷新人类的认知之后，我们今天如果依然无法确定变化多端的疫情将走向何方，那么不妨先放眼于疫病流变的千年史，从中寻找到某些有益的启发。

    纵观我国有史料记载的古代疫病流行状况，从公元前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这2700年间约有900次不同程度的疫病流行事件，疫病发生的频数从远到近具有上升的趋势。而在整个上升的总趋势中，又有比较明显的两个低落期与两个高峰期。

（引自《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

    先来说低落期。史载的第一个低落期始于公元前七百年，相当于东周初期，一直持续到西汉初期。

    从文献记载而言，东周时期的疫病流行频次低落可能主要是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人口稀少，以及封建王侯割据，车不同轨，交通状况很差有着密切关系。此外，记载上的缺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35年版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庄公》卷8记载，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又言，“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意思是说与己不相干的各种灾害本国史书是不记载的。这条信史记录据我所知是最早的一条疫情信息。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6有一条记载，嬴政四年（公元前243年）“天下疫”。有关伤亡情况记载不详。

    西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交通的大一统时代，社会较东周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人口也有了明显的增加。虽然与后期相比，此期的记载也存在一些缺漏，但是正史的记载已经开始。因而社会的统一，政局的相对安定可能是此期疫病流行曲线持续呈现低落的重要原因。

    班固《汉书》卷95《西南夷南粤朝鲜传》第65有这样一条记载，汉高后吕雉七年，“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这一有关贸易的禁令还未实施，就招致南越国主赵佗的严重不满，“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这场大疫是历史上典型的由人祸相争制造的疫灾。

    第二个低落期为7世纪至11世纪，相当于唐代至北宋时期。其中，10世纪经历了70年左右的五代十国近战乱期，疫病流行记载略有增多又很快回落。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较为安定强盛的时代，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之巅的重要时期，此时内外交通也较发达，而疫病流行较低落的重要原因是社会政治状况相对良好，时局相对安宁。

    从唐朝的医药政令看，当时已几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医药网，各地均有医药博士、助教、医学生。对疫病的流行，国家采取诸多积极的对策。如《旧唐书-文宗本纪》记载：“其遭灾疫之家，一门尽没有，官给凶器。其余据其人口遭疫多少，与减税钱。疾疫未定处，官给医药。”

    北宋时期，从整个社会状况看来，并不能说是真正安定统一的时期，但较之割据混战年间，社会秩序显然要改进得多。而且，北宋时期对于医药卫生比较重视，特别是对军队与灾区疫病的防治比较重视。如规定太医局学生要为诸营将士治病，军队有疾病者按月上报人数，为戍边部队送医给药，赐以灾民处方与药等等。因而在北宋时期，疫病流行曲线也较为低落。

    尽管如此，北宋时期的某些大疫情还是造成惨重伤亡，据《外台秘要》记载，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瘴疫，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为了应对严峻的疫情，另据《宋史》记载，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壬申，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疾。”但这样的官方给药似乎仅限于“汴京”的小范围内。

    再来看高峰期。两个高峰期之首出现在3世纪至6世纪，尤其是3世纪。

    3世纪，正值东汉末年及三国战乱的时期，疫病流行的严重与时局动荡、战乱频繁是分不开的。将此期与唐代作一比较，不难发现，疫病流行频数曲线的波动并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时代远近所致的记载疏密。以此期来看，政治及战争因素地疫病流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仅举几条。一则，据曹植《说疫气》记载，东汉献帝建安22年（217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家与室均指贵族豪门，伤亡如此惨烈，可见“厉气流行”的严重程度。

    再则，《晋书》卷3《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年），“是月（十一月至十二月）大疫，洛阳死者太半”。“太半”到底是多少？《晋书》不见记录，只能从《宋书》的相关记录可知“京都死者十万人”，这个数据估计不会有水分。又载，咸宁二年（276年）“以疾疫废朝”。大臣和宫廷都处在隔离状态，上下皆一筹莫展。

    三则，余伯陶《疫证集说》中记载，东晋太兴元年至永昌元年期间（318年—322年），“比岁有疫病，天行豌豆，癍疮状如火烧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治，数日必死”。

    这里的“豌豆”指的就是天花。当时的人们可能还不知“豌豆”是怎么回事，北宋的史书才有记载说此痘是从西域传进来的，北宋年间的宫廷医生摸索出了克痘的接种免疫法，此法西传到土耳其，经改良又传往欧洲。

（古代民间“穿痘衣”）

    第二个高峰便是16世纪之后，相当于明代后期至清代。

    明代与清代的统治时期都比较长，战争因素显然不如前阶段那么重要，而财贸交通却日益发达，又形成了与前阶段截然不同的新局面。然而，应该说这一时期疫病流行曲线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南宋王朝偏安江南而促使南方地区日益发达，人口增加，城市发展，海内外交通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新时期，因而它们对疫病流行的影响作用也都达到了新高度。

   明清两代，江苏、浙江两省尽管辖地不大，但疫病流行频次却是全国最为高发的省份。这一事实可作为以上结论的一个例证。

   做一小结，影响疫病流行的各种因素在错综复杂的权重关系可由于时期及社会状态不同而有所差异。从历代记载看来，大致可以唐宋为界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中政治军事因素占有相当大的权重。后一阶段由于内外交通及贸易发展，由北向南地理环境的重心转移，使相对应的因素权重增加，而政治军事因素的作用相对减弱。至于灾荒等因素对疫病流行的影响在各时期的差异不大明显，不过现代有些历史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暂且不提。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疫病始终是个古老的幽灵，并不因科学昌明而消停，它同样与时俱进。当今世界，一面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飞船、潜艇，标示科技之发达；另一面却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艾滋病流行、结核病反弹、病毒变异增多，虫菌疫毒如野火死灰，得风复燃，异常凶猛。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已经摆到人类的面前，那就是现代打针吃药的防治永远赶不上病毒的变异。

    然而，当下战胜疫情的信心绝不可失。那么，从历史的经验中能够汲取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从古代至近代，几乎不见全民战疫的局面，大疫当前，人们往往各顾其家，四散奔走，听天由命。全民战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新局面。然而，战疫如救急，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有效战胜一种突如其来的、传染力极强的疫病，仅有医务人员的拼搏献身精神是不够的，必须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全民战疫的关键核心，必须要有一个高度取信于民，而又敢负责，有错必纠，务实高效的政府来统一领导。唯有一个高度取信于民的政府来领导，人民在危难时刻才有主心骨，才有行动的指南，才能够克服盲目性，形成一种万众一心，劲往一处使的积极局面，为战胜疫病而共同战斗。

    在最近一段紧张的战疫防控工作中，时有发生因防控措施的疏漏而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各地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各地党委政府发现问题后都在第一时间予以最大限度的纠正，并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战疫不松懈，发展不停滞，这是战疫能够取胜的“两个基本点”。以发展维护稳定，只有坚持努力发展生产，才能有经得起任何风浪的实力。只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我们才能拥有可靠的物质保障，才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优势，最终战胜一切困难。

    从历史记载来看，绝大多数的疫情暴发点是在都城之中，人口分散时期疫情发生频数和社会受损程度就相对少许多。可见，人口高度密集是引发疫情及其蔓延濒临失控的一大隐患。这一问题值得现代城镇发展规划者们重视。

    必须认识到，合理地控制人口，合理规划城镇群及居住区建设，是有效防疫的必要措施。这项工作做好了，今后就可以很大程度地改善防疫工作的难度，使人民生活在科学合理、清洁舒适的环境中，提高健康水平，减轻防疫难度。

    明清以来，随着贸易商业的活跃，流通中的各项防疫问题渐次凸显，日益重要，将人流与货流等传染源进行有效的隔离是控制病毒传播最为关键的步骤，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流行的范围。过去几个月，广州、南京、大连、厦门、上海、宁波以及西安等都市先后暴发的区域疫情与流通中的防疫工作短板密不可分。

    外防输入成为当前及今后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绝对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两年的防控经验告诉我们，在商贸流通中严格执行有关措施，尤其是在苗头显露时，尽早地、严格地把好防疫关，才能在整体的疫防工作中取得主动。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应该看到，能不能“终结”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事关全球，而不是中国一家做了什麽，做得有多好，就可以决定的。此次大流行不是偶发的，暴发的时间点在中美两国贸易战打得正酣之际，与此同时，美俄在东南欧至西亚一线的暗战较劲日趋白热化。中美贸易战表面上看，美国一时处于了下风。随后，疫情风暴咋起，中美贸易战等国际问题纷纷披上了疫情的马甲，进而成为左右国际政治的新事件。

    “人众则克天”。以人众为资本换来和平发展的新局面，才是这一历史经验的真正价值所在。当前，深陷于各大国的博弈之中的疫情是一把不惜伤己而欲克敌的双刃剑。各大国虽已有所谓的疫苗和特效药被研制出来为己助战，但是能够平息疫情的“特效药”使其和平地走向“终结”，大国们如何谈妥彼此的关系和利益问题至关重要。

    也许可以从这一角度回顾新世纪之初，令人万分惶恐的SARS疫情在数月时间便告止息，固然有全民通力防治之功，当时的国际关系要比现在健康很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外国民众抗议封控）

    最后，粗浅地谈一点国医国药防治现代大疫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国医国药的作用是经受了历史考验的，华夏医药，历数千年，其天地人相参、精气神一体的系统论，是中医的原创思维。历史上的两次疫病高峰分别催生了两大中医学理论，一是以东汉末年张仲景为代表的《伤寒论》，另一是明末清初的温病学说。这些重大的医药学成就是古人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摸索取得并通过防治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21世纪以来，疫情发展出现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情况，即多变性的致病性病毒层出不穷；发病猛、变化快、病死率高、病程发展规律性差。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生物盾”计划，探求新致病原及变异病毒防范策略与方法，也是吸纳包括中医在内的东方医药学成果作为途径之一。我们更没有理由丢开中医，只有走中西医并重之路，才能开辟健康的新途径。

    中医之道在于，攻毒之先首当强身。防则强化自身抗病能力，加快建立和健全民全覆盖的医卫保健网络；治当坚持证为主体，据证言病，病证结合，方证相应，以提高防治水平。只有这样做到了，国医国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的作用潜力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