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童话大王性侵幼女引连环自杀，被赞“影响一代人”_风闻

当地时间12月27日下午，身背二十余位受害者性侵指控的犹太拉比哈因姆·瓦勒德尔（Chaim Walder）只身来到以色列中部Petah Tikva市公共墓地，在自己儿子的墓碑旁开枪自杀身亡。

殁年53岁的哈因姆除了曾担任宗教职务，还是极端正统犹太教（哈瑞迪）圈内最著名的童书作家。自从1993年《孩子说》系列丛书第一册面世以来，在全世界900万希伯来语受众中，他的作品销售超过200万册，轰动以色列海内外的哈瑞迪世界。他这样阐释自己作品受欢迎的原因：“哈瑞迪的孩子不看电视，不玩电脑，不打游戏，他们只有书籍，而他们又不能去读《哈利波特》。”

● 哈因姆-瓦尔德生前照片 / 维基百科

依靠自己在儿童文学和教育领域的口碑与贡献，哈因姆自2000年初开始在耶路撒冷、Bnei Brak、海法等地区开办了以“儿童说”为主题的治疗夏令营，通过鼓励青少年相互协作、表达内心想法等方式促进孩子们的成长。很多以色列少男少女给他写信，分享自己的隐私与成长的烦恼。

然而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却在2021年11月被左翼媒体《国土报》爆出多次利用治疗课程性侵少女。

现年32岁化名为泰拉的女性透露，自己20年前曾前往哈因姆的诊所治疗，后者先是用言语挑逗称赞她“成熟漂亮”，而后言行逐渐出格，问她“是否来了月经”，等她最后来了月经后，哈因姆软硬兼施跟她发生了性关系。泰拉认为哈因姆“狡猾、善于操控”，“步步为营”，自己至今还没有从精神创伤中走出来。

事件在媒体曝光后，先后有22名之前保持沉默的女性站出来指控哈因姆利用青少年心理治疗从事性侵，时间跨度从25年前到6个月前。

很快，以色列北部采法特市成立了拉比法庭（beyt din，以色列犹太教规定三位拉比可以作为法官组成拉比法庭）,在聆听了多位女性受害者的证词后传唤哈因姆出庭受审。哈因姆却认为法庭中的一名法官早前公开谴责性侵，是在做“有罪推定”，不仅否认指控，还拒绝出庭受审。

最后，几名受害者向法院提供了哈因姆胁迫她们“保守秘密”的音频录音，基本坐实了性侵指控，拉比法庭判决哈因姆罪行成立。无路可走的哈因姆随后选择了自杀。

封闭小圈子中被遮蔽的声音

● 哈因姆作品《孩子说》的英译版 / 亚马逊

在哈瑞迪世界，掌握了利用宗教圣典对日常生活阐释权的拉比在信众间享有极高的地位和信誉。在另一位受害者与哈因姆交涉的录音中，哈因姆利用自己的拉比身份威胁受害者不要将事件曝光，因为“人们只会相信我，没有人会相信你”。

此外，哈瑞迪犹太社群在文化与宗教上又有强烈的封闭性，在以色列宛如国中之国。社团信众们一直保持着“出了事情不报警”的习惯，遇到官司纠纷不去寻求国家世俗机关的帮助或裁决，而是转交社区中德高望重的拉比定夺。这就使得社群内的性侵事件很难被外部世俗媒体以及以色列普通民众了解。这次若非受害者泰拉实在无法忍受性侵带来的精神创伤，打破惯例直接将事件捅给世俗媒体，哈因姆犯下的这些陈年旧案恐怕将永远石沉大海，未来也会有更多少女受害。

而即使在哈瑞迪社群内部，性侵事件发生后，消息也不容易扩散。大多数正统犹太人，只是在哈因姆自杀后，才在晚间新闻中听说了此事，几乎没有多少讨论。

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哈瑞德犹太人的正统犹太教信仰对与性相关的事物采取了极端压制和回避的态度，比如禁止手淫，女性在Niddah（经期+经期后的七天）期间不得与包括丈夫在内的任何男性接触等等。有个别极端的拉比甚至贿赂世俗医生给性成熟期男青年们开抗抑郁药物来压制他们的性欲，以此来达到控制社群内男青年的目的。

另一方面，正统犹太教中的“非礼勿言”（Leshon Hara，直译为毒舌）教规，要求通过当面与当事人对质来解决人与人间的矛盾纠纷，而不要在背后议论弄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该教规从好的方面讲可以纠正背后说人坏话嚼舌根等不良社会风气，也因而成为犹太教徒每日晨祷必须念到的内容，但是在性侵事件中，尤其是当事方是哈因姆这种同时具有宗教和社会权势的人时，性侵者与受害人的权力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非礼勿言”却成为捂住受害人之口的无形之手。

● 出席哈因姆葬礼的拉比们 / Eli Segal

在这种性敏感的大环境下，要性侵受害者女性出来顶着巨大的社群压力，指控平日里德高望重的拉比兼著名作家，可谓难上加难。

讽刺的是，曾被哈因姆巧加利用、充当自己罪行保护伞的社群封闭性，在事发后却成了将他送上绝路的推手。

根据以色列建国后的法律，只有在涉及结婚离婚和皈依犹太教等宗教生活重大事件上，拉比法庭的裁决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涉及性侵事件，受害者要寻求司法公正仍然需要走报警、取证、通过律师向世俗法院提起诉讼这一基本法律流程，而且只有世俗法院审判和裁决才有法律效力。

在哈因姆性侵事件中，受害者全都来自哈瑞迪社群，没人向世俗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换做普通的以色列人，“哈因姆”大可聘请律师在世俗法庭申辩，拖过舆论风口，之后说不定还可以找程序漏洞脱罪。然而，哈因姆是一名哈瑞迪犹太人，他的名望和收入都来自哈瑞迪这个出了事只找拉比不找警察的群体。所以，拉比法庭对哈因姆有罪的裁决虽然在国法层面上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哈瑞迪群体中就是“终审判决”，也意味着哈因姆形象在哈瑞迪群体中的彻底毁灭。

更为严重的是，泰拉指控哈因姆在Niddah期间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在哈瑞迪群体中，即便是合法夫妻，在Niddah期间行房都是一件足以让男方社死的丑闻，更何况哈因姆的Niddah行房是非法性侵，而他自己还是名熟稔经书、本应成为教徒行为典范的拉比。

所以，拉比法院裁决一出，身为极端正统犹太教哈瑞迪群体中的一员，哈因姆能够转圜的空间就十分有限了。

一再反转的舆情

哈因姆的罪行能够从保守封闭的哈瑞迪群体“出圈”，除了以泰拉为首的受害女性发挥Metoo精神打破沉默积极指证，全球各地哈瑞迪犹太社群的舆论转向也功不可没。

哈因姆性侵丑闻被《国土报》曝光后，以色列哈瑞迪Kol Chai电台立即停止了与哈因姆的合作。哈瑞迪群体的母亲们以Instagram为平台，竞相发布自己将哈因姆的书从孩子身边拿走丢弃撕毁的照片和视频；曾担任过性侵案检察官的哈瑞迪女性巴雅尔认为，如果继续阅读哈因姆的作品，“就是对娈童犯的合法化”，她同时告诫哈瑞迪父母们“如果以后孩子表现出不安全感时，一定要相信孩子的话”。

● 哈瑞迪民众在焚烧家中哈因姆的作品 / instagram

这也是采法特地区主持审理哈因姆性侵案拉比法庭大拉比埃利亚胡的态度。他认真聆听分析了22名哈瑞迪受害女性的控诉以及相关证人的证词，认为受害者证词相互佐证可信度高，性侵指控并非所谓左翼媒体对宗教人物的恶意炒作。拉比法庭判决中，埃利亚胡站在了受害者而非同为拉比的哈因姆一边。

甚至在拉比法庭做出裁决前，以Eichler为首的纽约哈瑞迪社区书店就顶着营收受损的压力，第一时间下架了这位畅销书作者的书籍。书店在声明中说：“这不是一个轻易的决定，我们会面临巨大经济损失，但作为关注社群利益的企业，我们不能对受害者的诉求视而不见。”而著名犹太文学出版社Feldheim不仅下架了哈因姆的书籍，还借此机会下架了另一位2015年爆出性侵丑闻的拉比兼作家什缪尔-瓦尔德曼的作品。

对此，不少以色列观察家认为，哈因姆事件对哈瑞迪群体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们对自身丑闻尤其是性侵丑闻不再像以前那样采取包庇遮掩的态度，一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

然而，随着哈因姆自杀，以及遗言字条“我去天堂受审了，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我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曝光，舆情发生扭转，部分哈瑞迪乃至犹太教宗教领袖的态度，让之前观察家的乐观幻想灰飞烟灭。

以色列境内外的哈瑞迪媒体纷纷开始为哈因姆洗白。哈瑞迪10频道赞颂哈因姆是“影响一代人的教育家”，并着重报道了哈因姆对指控的辩白，文章中甚至没有出现“性侵”二字，只是以“被控非法行为”代之；立陶宛哈瑞迪群体报纸Yated Neeman虽然在性侵案爆出后就停掉了哈因姆的专栏，但在哈因姆自杀后的新闻讣告中也只字不提性侵二字，反而赞扬哈因姆是“重要的拉比”，“杰出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在鼎盛年华被夺去了生命”。

阿什肯那兹犹太人最高领袖大卫-劳专门来到哈因姆家中出席葬礼、慰问家属，期间关于性侵的事也一字不提。另一位哈瑞迪著名大拉比艾德斯坦则告诫哈瑞迪群体中的教育工作者，在与学生谈论哈因姆事件时“即便有个人的看法，也要传递《托拉》经文的教诲，即公开让他人难堪是危险的”，他进而指责性侵案受害者是“恶人”、“诽谤者”和“杀人犯”。

● 支持性侵受害者的海报，标语是“我们相信受害者”，捂嘴袖子上写着“非礼勿言” / 网络

12月30日，哈因姆自杀身亡两天后，其中一名性侵受害者西芙拉因为看到哈瑞迪媒体对哈因姆的洗白，愤而自杀。西芙拉自杀前曾对亲友表示，自己“受伤的灵魂已经无法忍受媒体加害者的赞美”。

西芙拉的死再度震动了以色列社会，舆情很快再度反转。一向立场保守的《耶路撒冷邮报》发表社论，抨击哈瑞迪群体自称上帝选民“却充满了外表光鲜的烂苹果”，质问拉比艾德斯坦“花了一辈子时间读圣贤书，却怎么连一点同情心和善良都没有”。

在民间层面，150名哈瑞迪年轻人走访境内各个哈瑞迪社区，在三天内粘贴、发放了32万份“我们相信受害者”海报。这些公益行动得到了以色列主流媒体的报道和支持。之前出席哈因姆葬礼的大卫-劳，也出面澄清自己支持性侵受害者维权，性侵现象必须从哈瑞迪群体中根除，而出席葬礼的目的只是慰问哈因姆亲属而非支持哈因姆。

以色列世俗阶层对哈瑞迪社群特权（如不服兵役等）不满由来已久，但考虑到哈瑞迪群体在以色列执政联盟中扮演关键议会票数角色，以色列政府和社会是否会借助性侵事件打破哈瑞迪独立王国推动群体内部改革尚不明朗，然而随着哈因姆的自杀，他的受害者再也等不来一个哪怕是迟到的道歉了。

正如拉比埃利亚胡所言，“我们曾希望他能够弥补自己的过错、向受害人道歉….他本可以选择通过悔过来教育更多人。我们现在需要支持那些受害者度过这艰难的时刻，她们的生命比他的生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