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经试图在国共两党的主张外找出第三条进步道路，所以搞了“乡村自治”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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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代表着中华文明的最新和最高形式、也是人类最终和平与大一统的唯一路径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在民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他试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找到第三条中国进步，在山东农村搞过所谓“乡村自治”运动。解放后梁漱溟在50年代成为右派，在后来的中国进步过程中成为局外人；因为在中国快速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梁漱溟认为他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更高明，结局就是他自己最终一事无成，而毛泽东奠基的新中国和新社会磅礴前进，成为人类历史的新形态。梁漱溟晚年时候对曾经顶撞毛泽东这位老朋友十分懊悔，他在晚年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趋势，但始终没有真正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走上新中国的道路的内在历史趋势。

梁漱溟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文明趋势不了解，因此才把印度宗教文明推崇到高于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和地步；而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的评价中，对中华文明的评价是最高的，而毛泽东则在极度衰落的中华文明恢复了其优秀的本质，更注入了革命和进步，以及现代化和人民性，因此中华文明真正成为全新的文明！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把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归纳为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三种类型;在这三种模式中犹太模式是在没有形成国家之前的人类群体生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们会受到异族的统治,生活充满艰辛但会产生坚定而有扩张性的宗教信仰。而希腊模式是地方性的各种政治群体和彼此独立的城邦国家共存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模式;希腊模式是西方文明的直接源头。在这种希腊早期文化代表的西方模式中,尽管存在着统一的文化并使用同样的语言,但是人们在政治上和管理上是分裂的,因此希腊和西方模式中有一种无休止的战争和冲突的现象,这一点在希腊的历史文化中表现得非常清楚。

希腊模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大特点就是各种无休无止的战争,这些战争几乎看不到一个尽头。希腊世界在文化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形成鲜明的对比,希腊模式的历史过程中各地区和人群在政治上分为一系列分散独立的主体,其公民认识到他们都是同一文化的所有者,但这并未能阻止他们相互之间进行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自相残杀的战争变得如此残酷,以致这一文明始终是战争和冲突的同义词;现代西方国家的霸权、好斗和军事模式都与其文明源头希腊模式中的战争传统有直接关系。

而与希腊模式相比、中国文明模式的最大特征就是一种从分散走向统一,建立起大地域、多民族、核心文化以及对外和平的和平文明模式。尽管中国模式的历史进程中也存在着战争,但是战争却是为了实现大一统的目标或者面对外部的蛮族入侵而存在,战争因此是有限和有最高和平目标的。因此在中国文明模式下一旦大一统得到实现,战争将失去自我存在的意义。因此中国模式是一种和平模式。但由于中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帝国文明总是由于内部的官僚和土地集中而导致内部周期性的崩溃,因此中国模式存在着内部农民起义战争和周期性的统一、崩溃、重建、和统一的模式。

传统中国模式表现为在在旷日持久的分裂和对立后,经历过中国类型的春秋战国或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和斯巴达霸权战争阶段之后,混乱局面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建立所治愈。在大一统的社会和文化和平状态中,社会经济和制度都会得到长足的进步,但这个统一国家又会因为内部各种问题而陷于混乱而出现统一的破裂,却又会被新的政治统一所克服。中国模式的文明和大一统国家在分裂和混乱过去之后,一定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维持着这种治乱交替的过程。中国模式下分裂之后统一被重建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甚至在极为漫长混乱、以致传统上可能认为无法修复的分裂、混乱朝代周期之后,中国模式下的文明仍会恢复统一。

现阶段人类社会因此是在希腊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下的混合历史进程中;西方世界包括美国自身在内、依然是希腊模式的表现,存在着统一和整体的文化和宗教,以及统一的市场,却没有统一的政治。而中国却有统一的政治、文化、政权和大国疆域,却没有文明的多样性和自由撞击下带来的生机,以及在不断的冲突中所获得的战争经验和能力。但中国模式是更大的人类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且中国模式以自己本质上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开始吸收其他文明的优势时,中国文明将具有一种最后的绝对优势。

因此中华文明即古老又年轻、即保守又革命、即适应最稳定的农业社会，也能建设最大生产力的现代工业社会，更能够演变成为未来人类信息共享&生存共生的人类全新文明，因此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确在开创和建设一个人类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