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智慧

作者：夏莹（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其实践的目标是构筑共同富裕的社会现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存在两个特有的理论张力：其一，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逻辑得以生长的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张力；其二，共同富裕的目标与由资本逻辑所内含的增值强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之间的张力。两种张力之间的关系并非仅仅作为文化张力与经济张力而互不相关。相反，它们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下，总是成为同一发展历程的两个面向，需要带有哲学原则高度的理论智慧对其加以调和。这一理论智慧不仅需要中国既有的传统文化作为其文化架构的基底，同时更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实践方案提供经济架构层面上的理论支撑。

一

中国式现代化的逐步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成果之一。因此马克思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作为一种以批判为建构的政治经济学，它以资本逻辑为研究对象，而资本逻辑正是推进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在这一理论研究的基础框架当中，“资本”作为一种对增值的不懈追求，一方面被马克思视为一种社会权力，从而隐含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峙；另一方面却也是马克思用以描述近代以来社会经济架构的基础性概念。对资本逻辑的分析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兼具了“呈现”与“批判”的双重功能，并构筑了一条在资本逻辑的内在演进中扬弃资本的现实道路：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升高，资本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换言之，随着对技术资本（即固定资本）投注的不断加大，可变资本，即活劳动的价值在资本价值构成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由此带来剩余价值量的减少。对资本的批判同时隐含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马克思由此与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根本的不同：不同于后者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架构视为人类社会的普适性规律，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仅仅视为人类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史前史。

由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它关于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基石仍然是劳动价值论。随着其后西方经济学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批判，甚至对于价值理论的彻底否弃，对资本的分析失去了其原有的批判性维度，再度仅仅成为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一种描述与呈现。尽管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已获得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但仅就其对资本逻辑的分析方式而言，却是退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之上：仅局限于一种无批判的呈现与描述资本的演进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却仍需要以呈现和批判的双重视角来面对资本问题，因此也只有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获得思想拱顶石。这表现在：其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以扬弃资本为其理论旨归的研究当中凸显了资本逻辑的历史性维度，为构筑一种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换言之，只有资本运行逻辑不再是一个如铁的自然规律一般的经济规律，那么驾驭资本甚至最终扬弃资本逻辑才是可能的。其二，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富有立场的价值分析模式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对劳动者的关切以及对共同富裕的实践诉求。为了深入对价值问题的讨论，马克思试图以一种二重化的理论视角展开对诸如商品、劳动和价值的分析，从而提出了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即并不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是发现了商品自身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并与之对应，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即有用劳动与抽象劳动。在这种二重化的分析模式中，如果说价值与抽象劳动所诠释的是资本的增值逻辑，那么使用价值与有用劳动所凸显的却是马克思为逃离资本的增值逻辑所提供的一种可能性。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人并非仅仅被假定为一种抽象的理性人、经济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劳动者，在有用劳动中具体地生产着某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一使用价值尽管可以在交换当中被抽象为一种可交换的价值形式，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否认使用价值在商品中存在的意义，以及劳动者的具体劳动的不可替代性。马克思正是借助于这种独特的价值分析模式凸显了资本与劳动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从而构筑了一种富有立场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资本在今天日益以金融化的新形态在全球蔓延开来，劳动者在其中的劳动方式虽然有所变化，例如，伴随着技术平台的普遍化应用，劳动者获得了更为灵活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场所，甚至不同劳动的职业化壁垒也正被逐步消融，但由于资本的增值强制的本质规定未曾改变，因此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峙性关系也从未改变。这意味着马克思将劳动者的劳动纳入资本的价值构成中所形成的二重化的分析模式并非如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了，恰恰相反，在中国式现代化所构筑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马克思这一独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式却恰当地表达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当中不可或缺的对劳动者的关切。

二

构筑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中具有基石性的工作。它会搭建一种独特的经济架构，并在其上建构与之相关的法的、道德的与文化的诸要素，这些要素将从根本上丰富“现代化”理论内涵。但如何建构这一独特的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现实实践中逐步生成与检验。在此，我们将尝试为这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架构提供如下原则：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对人的现实关切注入特定的经济规律的分析和研究当中。由此决定了这一独特的政治经济学必将以驾驭资本的方式来研究和批判资本。这意味着在充分发挥资本推动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之上，正视资本与劳动的对峙关系，弱化作为一种经济权力架构方式的资本逻辑。基于此，我们需要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推动资本有效的利润增值，同时着力在规范层面上架构一种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尝试探索如何让“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并存的实践方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甚至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这一问题在哲学理论层面被表达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其相关讨论总会囿于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在其现实实践当中，以国家执政方略的方式来完成仅依赖于市民社会内在的看不见的手所完成的调解工作。这一调解工作必将涵盖以下相关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共同富裕为目的，摒弃资本单纯的逐利取向，构建正确的文化价值观；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质与资本之间所存在的相辅相成、又相互限制的发展模式，探讨由技术手段完成对资本的限定，尝试以技术限制资本的无限扩张。由此从国家政策、技术操控等多层次对资本逻辑实现有效驾驭。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追踪并分析全球新资本形态的发展特质并彰显新资本形态的内在矛盾，以尝试在既有的经济架构当中探寻走出资本逻辑的现实可行性道路。结合当下资本新形态的发展状态，讨论劳动价值论在分析当下资本价值构成以及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对立的有效性。凸显如下客观事实：即知识性劳动部分地取代了现代工厂中的简单劳动，劳动力市场形式上更加自由和灵活，且人力资本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积累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客观事实基础上重新激活马克思有关劳动力再生产的相关理论；重新激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以劳动者为轴心对资本增值方式的分析路径，凸显在现代技术对人力的取代过程中，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以及资本增值的减少，从而探索在现代技术发展条件下，对资本的有效遏制方案；激活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的相关研究，讨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地方性不平衡发展、作为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系统性剥夺，直面产业结构不平衡的现实问题；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即不仅重视资本主义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颠覆逻辑，同时更关注当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现代主权货币制度下的信贷体系和货币政策，尤其是后危机时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政策；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入手，理解资本逻辑驱动的技术革新的特定路径与局限性，以及公共领域私有化造成的社会问题；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矛盾入手，理解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数据化进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定形态和限度；等等。由此构筑新资本形态下引发资本自我颠覆的可能性矛盾，在对这一资本逻辑的内在性矛盾的理解和把握当中有效驾驭资本，让资本的增值以及相应的技术进步成为人获得自由时间的必要条件，让资本的运行成为构筑社会共同富裕的有效阶梯，从而以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实践智慧破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本与劳动之间无法调和的根本性难题。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