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中德合作大局并未改变

由德国社民党领导的三党联合政府将于8日宣誓就职。而作为德国准外长的贝尔伯克近期接连放话，要把人权放在德国外交的中心位置，并称在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时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她还呼吁欧盟27个成员国要对华采取一致政策。因此有人担心：德国新政府会放弃“默克尔时代”的务实态度，放大意识形态因素吗？中德各方面合作还能否继续，中欧关系是否会被带偏方向？

一直以来，中德的务实合作都是中欧乃至中国与西方合作的典范，尤其是默克尔执政期间，双方建立起了良好的互信和稳定的关系，而且实现了互利共赢。当然，近年来中德的竞争面开始增多，合作与竞争并存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但在德国国内，一部分人确实对中国抱有负面情绪，甚至于超出了正常的范畴。究其根源，在于这些人的“三观”。

首先，是世界观。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正在失去原来一直熟悉甚至掌控的体系，这引发了其自身极大的焦虑，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修正主义者”，但东升西落渐成现实，无论其愿意接受与否。

其次，是人生观，或者说是发展观。面对变局，最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主动适应，与时俱进，而非一味甩锅，不愿走出自己的舒适空间。西方更应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好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在竞争中不断提升自己，而非被有些人带偏，一味地叫嚷强硬。毕竟，保护主义和冷战思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再次，是价值观。西方有其值得骄傲的历史文化，但世界上并非只存在一种价值观。如果始终抱着“落寞贵族”的心态大谈所谓正统，那么受伤的恐怕只能是自己。无论是欧债危机中欧元区中的南北矛盾，还是现如今老欧洲和新欧洲的东西矛盾，都在反复说明一点，欧洲要想“一刀切”是行不通的。德国这位准外长的言论恐怕连欧盟的其他成员国都不见得能接受，又如何能强求中国？

事实上，中德合作的大局并不取决于小部分人的思维，更不会受制于个别政客的一时之言。

第一，中德合作的利益仍在。无论是联盟，还是伙伴，决定国与国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利益。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 2020年中德贸易额高达2121亿欧元，在疫情下逆势增长3%，占到了中欧贸易总额的1/3还多，中国亦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双方在很多层面仍然有较强互补性，特别是中国不断扩大的中产群体提供了一个不断成长的巨大市场，仅是德国汽车恐怕就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这么大的潜在客户群。

第二，对华关系并非德国当前最迫切的优先事项。新冠疫情第五波正在肆虐，德国已经成为欧洲的重灾区之一，累计感染超600万，病亡超10万。抗疫才是新政府的重中之重。除了疫情之外，此次德国大选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公正问题，也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持续高企的通胀，复苏经济、保障民生才是新政府更应关心的。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复苏经济，都需要与中国展开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更少。

第三，德国对华政策并非由某个人决定。此次的德国新政府由左翼的绿党、中左的社民党和右翼的自民党组成，这个三党联合大政府，是在各方政策主张互相妥协下才得以组阁。虽然贝尔伯克主领外交部，但她本人抑或是绿党并不能完全左右外交政策。尤其是作为总理的朔尔茨，在外交上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而众所周知，德国社民党对华一向主张更多对话而非对抗。

最后，某一个国家不能完全代表欧盟对华的声音。欧盟是一个由众多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本身就具有二元权力结构，这就决定了欧盟机构和成员国都会发挥各自的作用。德国虽经济实力在欧盟成员国中居首，但也只是一体化的发动机之一而非全部。强化意识形态因素的言论或许会得到欧洲某些亲美人士的追捧，但并不见得符合欧盟的整体利益。而且，各个成员国的利益考量也是不同的。

目前德国正从选举政治重回日常状态，某些政客或许出于党派利益言辞尚显突兀，但我们应认识到这并非主流，因此除了要听其言，之后更要观其行。诚然，中德乃至中欧之间确有一些分歧要面对和处理，但合作大局依然还在，这一点并不会随着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而改变。（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