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一强：培养抬头看路的医药创新者

近期，一段2021国家医保目录药品谈判现场视频走红网络，“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人们在为医保局谈判代表的坚持点赞同时，也更多表达了对本土企业研发能够多给点力，把更多精力放在创新药上的希望。

新药的研究开发是一项投资较大、周期较长、风险较高、成功率较低、回报也较大的高技术产业。如果把药企的研发能力分成三个梯队，中国7000多家药企中，处于第一梯队，有“从0到1 ”研制一类新药能力的不超过10家；处于第二梯队，能够对一种创新药的结构、剂型、处方工艺等进行优化，有研制“从1到100”二类新药能力的不超过100家；剩下的药企大多只具备生产仿制药的能力。

近年来，随着国家下大力气鼓励创新，用于医药制造业的研发经费也水涨船高。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为24393.1亿元，其中，医药制造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784.6亿元。但横向对比来看，同一年美国罗氏研发投入为138亿美元，包括罗氏、默沙东和强生在内的全球前十大药企的研发总投入达到956亿美元，研发收入占比平均为20%。

2020年中国医药基础研究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例达到6%，但同全球生物医药领先国家普遍在15%以上的水平还有差距。以美国为例，2020年美国政府对生命科学研发支出占全部研发支出总额比例为48%，是所有研发项目中最高的。作为支持医药研发创新的官方机构，202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向医药研发投入的资金超过400亿美元。

大学和研究所是医药基础研究的主力。美国几乎所有以生命科学研究见长的大学都受到NIH的资助。2018年NIH对投入排名前20所大学的医药研发支出总额为91.44亿美元。同时，为减轻研究者的考核压力，美国大学在上世纪60年代后逐渐采用“终身教授”制，教职人员在预聘轨工作6年左右接受考评，如果通过，即可以从预聘轨转为“终身教授”，去完成更多对考核没有意义却对社会长远发展有意义的课题，这也从制度上保障了研究人员的创新工作。

相对而言，企业的重点一般在临床研发形成产品方面，但这并不妨碍其以各种方式鼓励基础研究，全球排名靠前的药企往往把研发经费中的一部分用于收购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利，以此缩减研发时间，研究者也可以在兴趣之外获得更多的资金回报。如此，产学研的分工合作，政府-大学-企业形成良性互动。

过去几十年，我国医药把主要精力放在“埋头拉车”上。未来，一方面随着西方一些国家逐渐收紧留学签证及科技交流渠道；另一方面我国随着自身发展在一些领域走入“无人区”，我们将需要更多“抬头看路”甚至“仰望星空”的人。应勇于打破束缚人才的桎梏，为培养战略性医药科学家创造条件。（作者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