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育儿假需科学决策求实效

近日，多地出台政策延长生育假。比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相关条例，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98天）的基础上，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天，总计158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总计188天。宝妈休产假，宝爸可休15天护理假。在子女三周岁内，夫妻双方每年可以各享受10天育儿假。无独有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也通过条例：女方除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由30天增加至60天。

从生育友好角度看，育儿假无疑是正确的做法，有利于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但它同时也可能加重企业的用工成本，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好的政策需要统筹兼顾，考量各方利益，找到利益博弈的均衡点。追求生育友好的同时也不能过分牺牲企业利益，为此需要在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关企业优惠，开展生育友好型企业美誉度评选活动；同时需要对企业实施生育补贴政策，争取理解和支持，共同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责任共同体”。应该认识到，产假和育儿假主要是对二孩、三孩生育的事后补偿 ，本身并不是激励性措施，对提振生育率的效果尚不能做定论。

所谓科学决策，不仅要考虑单维的必要性，也要考量多维的可行性，为此需要作深入调查研究。考量家庭、夫妇以及个人的具体需要。传统的生育决策是家庭本位，往往是“无我”的；而今的生育决策是夫妇甚至个人本位，是“有我”的利益诉求，这就是机会成本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生育的经济成本已明显提高，难以计量的非经济成本也在隐性提升，预期生养成本显著提高，但不可预期成本又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年轻人的“恐育”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中道”蕴含着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中国需要平衡的发展观和政策观，将生儿育女与微观的家庭发展、个人发展，以及中观的企业发展和宏观的社会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不能为了二孩、三孩生育而过分牺牲婚姻幸福、职业发展和企业利益。允许根据每家每户和育龄女性的不同情况来决策，体现生育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同时重视企业的利益诉求，用公共财政弥补企业损失的利益，以鼓励措施打造生育友好型企业。

在理论上，生育福利政策具有事前激励和事后补偿两种不同的功能。比较而言，我们更需要具有激励作用的生育福利政策，能够给生育以经济动力和利益预期，分担家庭的生养成本，展示“多子多福”的国家福利，重视“生育是国事”论断的深刻含义，出台强有力的激励性生育福利政策，以遏制生育率持续低迷的趋势。

国外一些立法鼓励生育的经验可以借鉴。瑞典1999年总和生育率一度跌至1.5，但在1960年至2018年的更长期范围内，多数年份能保持在1.7至2.0的范围浮动，这与瑞典政府在鼓励生育上所下的功夫有关。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的国家，瑞典语里有一个专门的单词叫 “父亲休产假”。为了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社会保障部门还设立了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母每多休30天产假，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可领取135000克朗的最高奖金。根据瑞典法律规定，准妈妈可以在预产期前7周开始休预产假，在孩子8岁或读完小学一年级之前，父母可以将自己的工作时间缩短最多1/4，比如，如果每天需要工作8个小时，带孩子的爸爸妈妈每天只需要工作6个小时。

再如德国政府1986年时已出台相应法律，规定父母可享有10个月的育儿假。此后逐渐延长至36个月，并保护父母在育儿期间不会失去工作。显然，育儿假只有落到实处才能收到效果。鼓励生育已经成为低生育时代发达国家的基本国策。发达国家一般在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就做出了回应。但即便如此，由于生育转变的规律使然，也很难在短期内跳出“低生育陷阱”。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警觉，花大力气治理低生育危机、应对少子老龄社会。▲（作者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