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拜登面对的最大挑战者不是中国，是“反工作”的新一代

当美国把中国设置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开始手忙脚乱地布局，白宫的决策者没有料到，一个潜在多年的美国国内问题爆发而出了。

一场“反工作”（Antiwork）的风暴席卷而来。

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一挑战来得更早、更猛烈。越来越多的美国就业者在疫情之后，选择辞职。很多年轻人不希望成为工作的“俘虏”，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与自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以来的一代又一代的前辈截然不同。

不巧的是，这场风暴正好发生在美国的万亿美元基建法案即将开始实施之时。

钱有了，谁来干活？

法新社今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缺少劳动力的真实原因是我们还没想好是否要去工作“。

拜登面对的是一代要重新思考工作意义的年轻人。

当进口货物不断涌进港口、机场，这个并不缺少高速公路的国家却因为缺少司机和装卸工，无法将圣诞节急需的礼品送到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家中。

美国运输业正面临近4年以来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目前仅在招聘的司机总数就接近6万。

这不只是一个行业的问题。

据美国劳工部统计，8月份有430万人辞职，有1000多万职位空缺，略低于7月份的1100万个。到了9月份，又有多达440万人离开原来工作岗位，数字创20年来的新高。

希望获取更高薪酬待遇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前两年沃尔玛招卡车司机，年薪就已经达到9万美元了。

我的一位朋友道出了其中的“奥秘”：现在的美国年轻人谁还愿意去做这种辛苦的工作啊！

原因还有很多。

一些人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健康保险、福利保障；

还有一些在疫情时失业的年长员工决定提早退休；

不少人更想选择弹性工作时间和远程工作；

有的工作者在疫情之后不再习惯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

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反工作“的潮流中。

署名FARHAD MANJOO的作者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即使有一份梦想的工作，你仍然可以反对工作》的文章。文中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突如其来的重新安排，新冠疫情可能促使很多人开始接受一种奇妙的、非美国式的新可能——我们的社会过于迷恋工作，就业并不是获得生活意义的唯一途径，有的时候，没工作要好过坏工作。

美国青年一代的工作观早就开始变化，疫情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过程。

老一代人视工作为生活和家庭幸福的基础，而新一代则将为工资的工作视为“思想和灵魂的监狱”，是必须打破的精神牢笼。

当你问他们，“你梦想的工作是什么？”他们的回答是“我的梦想是不工作”

“反工作”被一些美国人讥讽为“新的美国梦”。

这一“思想上的变化”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出现严重的劳工荒，另一方面却有大批失业者找不到他们愿意去做的工作。

根据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NFIB)9月的调查，小企业对未来的经济环境感到更悲观，约51%企业表示有空缺却找不到人填补，这个数字已连续3个月创新高。

追求工作的乐趣和“有意义的工作”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整个社会弥漫着“反工作”的风气，谁来完成拜登总统的宏伟而艰巨的基建任务呢？

还会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从事物流、餐饮、制造等行业乏味、重复的低薪工作，或者是去做繁重的体力工作呢？

美国的“反工作”运动与中国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在疫情中坚守在建筑、运输、防疫和制造业的工作中，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时代》周刊去年春天的一期曾将一位中国快递哥的照片放在了封面，那不只是在突出快递在防疫中的作用，更让很多人意识到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年青一代的工作精神。

不同还在于，像快递哥那样的普普通通的中国的劳动者仍然保持着朴素的工作观，他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尤其是下一代能够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这种工作观其实与普通美国人原本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最强之国，就是因为每一代美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而现在出现的“反工作”思潮的最大危害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重视他们自己的个体的幸福。有美国学者尖锐指出，“反工作者”是希望比他们的孩子过得更好的第一代人。

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民众对待工作的态度。通过制度安排的目标和政府确定的目标能否实现，要看大多数民众是否愿意为此做出努力。

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让快递哥那样的劳动者得到更稳定的社会保障。他们理应和其他行业的工人一样，享受到各种必要的福利待遇，从而逐渐转入稳定的中产。

对美国来说，是能不能或者如何让这一代反工作者重新拾回传统的精神。

如果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竞争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要看的，就是两国青年一代将如何对待各自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