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西方青年为何如此关注气变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青年日”期间，数以千计的青年走上格拉斯哥街头，发起名为“为未来而战的星期五”的抗议活动，桑伯格等气候人士也加入示威行列。有调查显示，气候焦虑已成为影响全球六成青年的问题。

气候变化如今成为全球性议题的核心之一，也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具有高度价值和意义的全球性“政治正确”。在议题的不断形成和聚焦过程中，西方青年成为重要活跃因素，也给各国社会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一方面，各界围绕气候变化议题所形成的共识，已经被强化为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压倒其他具体危机的中心议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的环保运动。在关于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话语之下，相关议题已经具有超越过去往往局限于地方性生活之中的状况，成为与人类未来相关的最高位阶运动，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关键性，在文化、媒体、教育等领域中都占据了重要位置，也形成一套在全球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碳政治”。对此议题持有不同看法的势力，如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保守力量，已经被视为陈旧的顽固派，缺少对人类命运这一大议题的关怀。气候变化关系到世界的未来，未来必然是年轻人的，青年是对世界未来大议题最为关切的群体，也深受相关舆论影响，理所当然地表现出了更大关切，表现相当活跃。即便是对人类社会同样冲击巨大的新冠疫情，在西方社会相比气候变化议题关注度也差了许多，西方青年没有在这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西方中产青年在具体社会议题上所能发挥的作用实际是有限的，其发声路径也因为各种具体的限制而难以充分展开，即便发声也未必能够引起更多关注。同时青年关注的议题往往分散而多样，很难说具有全球性意义。而气候变化这样的大议题，有其无可争议的正当性，更能激发青年的理想和关怀。西方青年对气候变化议题的积极态度也受到西方主流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比如桑伯格的走红等，都鼓励了更多的青年参与相关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青年围绕气候变化的运动，往往以批评西方政府为标志，伴随着对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缺乏主动性”的指责，并以“为了人类的未来、当下的人们应该牺牲”的态度，提出比当下西方政府的减排目标更为激进的主张。应该看到，这些激进主张不会形成对既有结构的冲击，而是以一种理想性的诉求受到鼓励。西方政府、媒体和公众往往以一种愿意接受，但需要现实化的态度来对待。从而，气候变化议题成为西方社会凝聚青年共识的工具。同时，这些青年的运动，通过西方社会更进一步地“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西方社会也可借此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指责，形成压力。这种活动的高度正当性对相关国家在发展和减碳之间求取平衡的努力构成相当巨大的挑战。让本来需要基于共识的，不同国家和社会围绕减碳的探讨和博弈更加缺乏空间。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减碳方面做出庄严承诺，采取一系列重要行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中国制造业巨大的产能所提供的产品大量在西方国家被消费，西方青年也是消费者，其整体在消耗方面远比中国人为多。对于全球来说，需要让青年在努力追求减排目标的同时，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了解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付出的努力，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不公平状况。通过减排来追求可持续的发展是人类共同的目标，当然也需要各方明确各自的责任，更加公平地处理这一重要问题。（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