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卫列：西方不能只要求别人“气候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正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与会方取得包括签署《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格拉斯哥突破议程》等在内的一些成果，接下来各方将就全球减碳展开协商。

从本次大会上可以再次观察到，发达经济体一方面站在气候行动的道德制高点，似乎只有他们才能带领全球实现碳中和。另一方面，西方领导人的减碳行动只停留在口号上。美国总统拜登在赴格拉斯哥之前访问意大利时出行车队浩浩荡荡多达85辆，而约翰逊在主持完峰会开幕式后乘私人飞机回伦敦参加晚宴。这些领导人的“高碳”行为被国际舆论直斥为 “生态犯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曾表达过对COP26可能无果而终的担忧，约翰逊也称达成大会协议“非常困难”，但发达经济体的领导人却从来没有为自己与气候行动相悖的行为反思过。

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日前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不能变成富国无耻胁迫穷国放弃发展”，否则COP26不管再怎么努力都会以失败告终。发达经济体的所作所为的确与全球气候行动背道而驰。世界气象组织日前发布的《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显示，过去7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7年，2020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再创新高，2021年仍在继续增高。全球海平面也在2021年创下新的纪录，海洋正因温室气体浓度的升高而不断酸化。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发达经济体不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中找根源，反倒教训起其他经济体，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气候变化造成生态系统从适宜人类生存逐渐向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方向性变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生存或毁灭”式的重大命题。当前，气候博弈俨然成为全球性的政治问题，这个博弈一旦失控，人类离自取灭亡就不远了。从1979年召开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到1992年154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再到2017年197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签署《巴黎协定》，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根据最新情况看，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预计比2010年增加约13.7%，距实现未来9年削减50%排放量的目标相差甚远。

2020年全球碳排放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度尼西亚、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中国正处于“平台期”，而新兴工业化国家排放还在增加，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排放尚未开始。在全球233个国家和地区中，发达经济体约占1/5，不发达经济体约占1/5，发展中经济体约占3/5。碳中和的前提是实现了工业化或者基本实现工业化，发达经济体和少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能源转型，实现绿色发展。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科技发展的时段性以及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使得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弯道超车”不可能成为全球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从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已经签署的《全球甲烷承诺》看，名义上如拜登所说是“改变游戏的承诺”，实际上却包含着发达经济体转嫁减排责任并施压其他经济体减缓其发展速度的目的。

发达经济体要引领全球实现碳中和，首先自己要扛起气候责任，严格履行国家自主贡献，摒弃高碳行为，同时按照《巴黎协定》的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这是发达经济体必须对全球共同的气候行动履行的义务。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气候行动是“碳机遇”和“碳陷阱”并存的双刃剑，未来的发展可能主要取决于自身的正确决策和行动。指望发达经济体完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恐怕是一种奢望，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要为平衡“地球·人类·繁荣”更多地贡献自己的智慧。（作者是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