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项，美国必须做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正在格拉斯哥举行。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美国的气候政策一直引人关注。拜登曾誓言借“气候新政”再次主导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重塑美国的世界领导力。然而，回顾美国过去20余年在气候治理中出尔反尔的历史表现，拜登的宣示难以取信于世界。
笔者认为，美国要想重新争取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必须付出切实行动。
执笔/阳平坚
第一，美国必须正视自身巨额历史累计排放，并为此承担责任。
二氧化碳分子结构稳定，能长期留存在大气中，也就是说数百年前排放的二氧化碳今天依然在影响地球的气候系统。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为历史上排放的二氧化碳负责。
据统计，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向大气排放了约1.5万亿吨二氧化碳，其中美国排放超过4000亿吨，占比高达27%，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数据表明，世界各国的发达程度及财富积累都和二氧化碳排放密切相关。
由于国家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寡，因此“人均累计排放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碳排放水平更适合的评价指标。人均累计排放是指在一时段内某个国家或地区逐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总和，对应的是个人生活生产活动对地球气候系统的影响。
秉持“人人生而平等”的公平原则，每个人在一定时段应该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排放权。
计算1850年以来世界各国的人均累计排放量，美国至少是中国的8倍，是印度的数十倍。美国利用先发优势，向大气排放了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量，依此积累巨额财富，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很少听到美国提及要为这些历史排放承担责任。
美国要想领导全球气候治理，首先要做的就是正视其历史排放责任，并以实际行动向排放空间受其挤压的发展中国家和深受气候变暖之害的脆弱国家进行补偿。
第二，美国必须放弃单边主义，不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
纵观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完全视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规则为儿戏。
美国曾在《京都议定书》的达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克林顿政府也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议定书，但2001年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就以“履行规定的减排义务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为由退出《京都议定书》，重创气候国际合作。
2015年12月，在世界各国的努力下，好不容易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次年4月奥巴马政府代表美国签署该协议。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又以该协议给美国带来“不公平的经济负担”为由宣布“退群”。随着拜登入主白宫，又立刻要求加入《巴黎协定》，并强调美国必须“再次领导”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美国的气候政策呈现出严重的周期性和易变性。
美国政府根本就不把严肃的国际协议当回事，加入和退出比进出自家后花园还随意，而且理由都是清一色的“美国利益优先”单边主义，说得更直白一点则是，“是否有利于当选总统所代表的党派利益”。
至于国际规则、全球利益、他国感受，全然不在考虑之列。美国回归全球气候治理，必须放弃单边主义，增强外界对其气候政策连续性的信心，重新树立遵守国际规则的大国形象。
第三，美国必须切实履行承诺，用实际行动取信于世界各国。
美国作为附件一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生效时，不管是历史排放量和现状排放量均居全球第一，经济和技术能力全球最强，理应承担更大义务，削减更多的温室气体排放。
然而，美国根本就没有履行其在1990年基础上降低7%的削减义务。
数据显示，相对于1990年，美国能源部门2005年的排放量增幅高达19.2%。即使到了奥巴马时期，通过绿色振兴法案等措施亡羊补牢有所改善，但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美国温室气体依然每年增加近7%。
《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规定的其他义务，美国无一例外都没有如约兑现。
比如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不管是减缓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需要巨额投资。发达国家曾承诺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但实际上真正到位的资金只有200亿美元左右。
再比如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低，如果美国能如约提供节能减排技术援助，将大大减缓气候危机。然而，缓解全球气候危机并不是美国的优先事项。发展中国家等不到美国的先进减排技术。
俗话说，有样看样。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公开耍流氓，给其他发达国家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多个附件一国家未能完成承诺目标。
美国重返全球气候治理，必须在减排行动上率先做出表率，用实际行动兑现承诺，承担起一个大国应有的历史责任，这样才能取信于世界。
第四，美国必须制定务实目标，并保证政策严肃性和行动连续性。
美国政府在2021年世界地球日召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公布了其最新的《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出温室气体净排放到2030年比2005年水平减少50%-52%，也就是要从2005年的74.2亿吨减少到2030年的37.1亿吨（以减幅50%为准），还提出到2035年要实现100%的“零碳”电力。
考察美国2007年实现碳达峰以来至2019年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按说这12年间是美国页岩气革命和制造业排放大规模转移的叠加期，理应实现二氧化碳的大幅度降低。
但是，即使在如此有利条件下，2019年美国能源活动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2007年也只减少了区区11亿吨左右。
在当前美国力推制造业回归和基础设施再造的时期，短短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用什么魔法让世界相信其能快速减排到37亿吨温室气体呢？
再看其“零碳”电力目标的可达性。
2019年美国电力结构中尚有63%的电力源自化石能源。以中国如此强劲的执行力，可再生能源目标也只从2020年的15%提升到2030年的25%。对比之下，该如何评价美国的“零碳”电力目标，明眼人一看便知。
美国要想取信于世界，就必须少唱高调，不放空炮，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务实目标，并且保持政策严肃性和行动连续性，言出必行，坚定不移加以落实。
第五，美国必须停止指责他国，改变动辄充当教师爷的做派。
全球气候变化是迫在眉睫的全球环境问题，更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问题和国际合作共赢的政治问题。对于全球问题，需要大家相互尊重、心平气和商量着办。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技术水平。
在《巴黎协定》下，各国基于各自发展阶段和能力自主制定减排目标，选择行动方案，既是全球合作的基础，更是一国主权和尊严的体现。
对于美国来说，不能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一是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之前，人类还不得不大量使用化石能源；二是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和技术水平都很高，但自《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它们的排放量整体上还在增加，这证明二氧化碳减排绝非易事；三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如果得不到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支持和先进技术援助，化石能源的消费还会稳步增长。
在同等发展水平下，比如人均GDP约5000美元时，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和单位GDP碳排放量分别是中国的2.93倍和3.26倍，人均10000美元时，分别是3.07倍和2.98倍。
在碳减排上，不管过去还是当前，美国都不是好学生，更没有资格充当教师爷。
指责和打压无助于解决问题。
基于以上原因，美国回归后必须在参与气候治理的过程中杜绝猜忌对立，抛弃零和博弈的思维，改变过去那种动辄对他国指手画脚、充当教师爷的做法。
第六，行胜于言，希望美国的回归不是新一轮践踏国际规则的开始。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未来美国在两国合作中应严格遵守规则，充分体现诚意，拿出切实行动，如尽快废除中美之间不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贸易条款，不再执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煤炭等化石能源贸易规模有关要求，立即取消进口中国新能源产品的贸易限制，全面解除对绿色低碳清洁能源和绿色装备出口的不合理限制等。
美方不能一方面要求中国减煤，另一方面又向中国卖煤，同时还制裁中国的光伏企业。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
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现场，笔者现场聆听了时任气候代表团团长、中国气候事务特使解振华一段即兴发言，至今言犹在耳。
这段话今天送给美国依然非常符合实际。
“要想真正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就要兑现自己的承诺，采取切实的行动，真正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我们不是看你说什么，我们要看你做什么。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国家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并没有兑现承诺，并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讲大幅度率先减排，减了吗？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提供了吗？讲了2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兑现。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危机。
要战胜这一巨大挑战，亟须世界各国在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下携手应对。
世界各国欢迎美国重新回到应对气候危机的大本营，但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协议不是美国自家的后花园。
美国必须用自己的一揽子实际行动取信于全世界，包括正视历史责任、放弃单边主义、切实履行承诺、制定务实目标、停止指责他人，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开展技术援助，向气候脆弱国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提供补偿等。
（作者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碳中和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环境社会学研究室主任兼学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