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盘整好中欧关系基本格局

在地缘政治变化和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欧关系在近两年中经历了二十年来少见的麻烦不断和起伏不定。

概括而言，中欧在经贸上的相互依存格局仍稳，但政治和外交摩擦增多；中欧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共识基础尚在，但分歧和矛盾被日益放大；中欧作为战略伙伴的合作空间很大，但被导向竞争甚至对抗的风险上升。

究其缘由，是欧洲出现了不少“麻烦制造者”，他们在欧洲内外格局双重变化的漩涡中试图“翻云覆雨”，不惜通过绑架中欧关系来达到其争权牟利、出名、上位的目的，同时制造并加剧了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失焦、失重和失衡状况。

给中欧关系制造麻烦的手法之一，是利用欧洲要做“地缘政治玩家”的抱负，为赋新词强说愁，有意淡化中欧关系的积极面合作面。将中国当作战略博弈的对手，带偏“战略自主”的方向，造成在对华认知上的严重失焦。

即便在疫情的冲击下，中欧经贸关系仍然逆势而上，双边贸易维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大多数欧洲企业仍对中国市场前景保持信心。但在眼下的欧洲舆论场中，谈论“来自中国的挑战”而非机遇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是“政治正确性”的体现。似乎不视中国为挑战，就不足以证明欧洲的“战略眼光”，一些人已经患上了严重的“战略偏执症”。

制造麻烦的手法之二是挟“民意”而生事端，既能树立其“为民众服务”的形象来捞取政治好处，又能轻易地推卸掉政客、媒体和智库理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这种不担当、不作为的政治失重状态，正在破坏中欧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环境。

欧洲正在经历一个政治共识松动、民粹意识泛滥的变动期，民意对精英政治的不满情绪上升，内部矛盾多有激化之势，各国政府的执政压力和欧盟机构的合法性问题都在增大。部分政治精英为缓解压力和内部矛盾便开始转变话术，言必称“为民众服务”、行必为“顺应民意”，“民意”成了可以在任何欧洲对华议题上扮演“不满者”和“批评者”角色的道具。

但欧洲的真实民意中有多大比例了解中国的实情，又有多大比例明白中欧关系的全貌？普通民众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才能搞明白中方反对更名“代表处”和坚持“一中原则”之间的重要关联，又需要多复杂的“脑回路”才能弄清楚为什么欧洲放着好好的“亚欧合作”不干，非要跟着搞什么“印太战略”？

手法之三是利用中欧在制度上的差异，玩弄政治人物、立法机构、民间团体之间相互呼应、轮番赤膊上阵的“不对称博弈”，玩弄对冲、平衡等手法，背弃搁置分歧、求同存异的成功经验。在中欧合作上做减法，在中欧分歧上做加法，其结果是加剧了对华关系的失衡状态。

当前一些欧洲国家和欧盟立法机构在炒热“台湾议题”上就充分体现了这些伎俩。一些政治人物出于一己私利，利用本国政府更替的缝隙，利用时间差大打擦边球，为的是迎合民粹意识、塑造自身“不畏强权”的廉价形象；一些立法机构则公器私用、越俎代庖，不断抛出各种“决议”“规则”来制造噪音，为的是挟“民意”以自大，要坐稳对华“共同决策者”的位子；一些民间团体以研究报告、民意调查或借媒体发声等形式推波助澜，为的是向“政治正确性”靠拢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在各怀鬼胎、各取所需的情势下，挑动“台湾议题”除了满足一些个人和团体的私利外，并不能给欧洲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反而是与欧洲民众的民生福祉、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欧洲整体的战略利益关联度极高的中欧关系有成为牺牲品的可能。

国际关系和欧洲政治的双重变化将在一定时期内为这些麻烦和它的制造者们提供条件和舞台，只要“制造麻烦”能给一些个人和团体带来不足为外人道的“好处”，就一定会有铤而走险之辈。这些“麻烦制造者”虽然嗓门大、声量高，但他们数量少、底子薄，而且在他们与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之间永远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在对欧交流和传播中我们要和麻烦制造者针锋相对但不能被他们带节奏，要弄清楚欧洲舆论和民意的底层构造，着眼着力于“沉默的大多数”，要营造出让真实民意而非虚妄臆断成为欧洲制定对华政策依据的氛围。

中欧关系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必然经受动力转换和规则调适的考验，即便一些人拼命想将“台湾议题”摆上中欧关系的桌面，也改变不了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要坚持走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国际社会稳定的大道，就一定能跨越沼泽迈向坦途。

因此我们一边要和不怀好意的麻烦制造者短兵相接、拒虎防狼，一边要不辞辛劳地盘整好中欧关系的基本格局，疏解淤塞、打通关窍，斗争与建设相辅相成、两不耽误。这是让曾经失焦的欧洲尽快聚焦正确的方向、让曾经失重的“民意”重新脚踏实地、让曾经失衡的欧洲对华认知和政策实现再平衡的当务之急。（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