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出台，“医联体”建设成医改主轴

最新互联网诊疗监管政策“靴子落地”，为野蛮生长的行业戴上“紧箍”，持续专注做严肃医疗服务的数字医疗赛道迎来重大利好。

10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稿》），对医疗机构监管、人员监管、业务监管、质量安全监管、监管责任等方面列出了细致的规定，引发行业的极大关注。

过去几年，在频频利好的国家政策鼓励下，互联网医疗蓬勃发展，各类新业态百花齐放——形成了包括以微医、好大夫等平台为代表的专注提供严肃医疗服务的数字医疗赛道，提供线上健康保健品、OTC和处方药售卖的医药电商赛道，以及提供简单健康咨询服务的AI咨询、轻问诊等赛道。它们在共同推动医疗数字化变革的同时，也在摸索行业发展的规范化标准。显然，此次《意见稿》的要旨在于，把原本模糊、混淆的互联网医疗边界进行清晰厘定，彻底打破之前“医、药、技”暧昧不清的局面，所谓“医归医，药归药，技术归于技术”，让互联网医疗回归到“严肃医疗”的本质。以此为支点，从深层次来看，这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互联网医疗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乃至以数字化建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健康维护体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医归医、药归药、技术归技术

中国的互联网医疗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中国数字健康行业的产业投资规模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家，这与国内一以贯之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密切相关。

早在2016年10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就明确提出，“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健康服务”。2018年4月，《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让患者少跑腿、更便利，让更多群众能分享优质医疗服务。此后，一系列文件的密集发布，对互联网医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范，极大促进了互联网医疗的快速发展。

《意见稿》承袭了国家对互联网医疗的鼓励方向。与此同时，通过加强监管释放出了新的信号——互联网诊疗要与实体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做到最大限度的“同质”，让互联网诊疗回归到“提供严肃医疗服务”的定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堵住“以药养医”线上化。《意见稿》提出，“禁止统方、补方等问题的发生”，“医疗卫生人员的个人收入不得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相挂钩”，将互联网诊疗与药品销售行为进行“隔离”，防止互联网诊疗平台将诊疗行为“异化”为处方药营销工具，刹住“互联网卖药”风气，让“药”归于“药”。其次，防止“AI技术”滥用*。*《意见稿》明确，“医师接诊前需进行实名认证，确保由本人接诊。其他人员、人工智能软件等不得冒用、替代医师本人接诊。”这对AI技术在互联网医疗中的应用作了规范性限定，限定AI用于导诊、辅助诊断等医师辅助层面的工作，而绝非替代人工服务，让“技术”归于“技术”，再者，杜绝“鱼目混珠”。《意见稿》对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主体的数字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医疗机构电子处方、处方审核记录、处方点评记录应当可追溯，并向省级监管平台开放数据接口”，“医疗机构应当有专门部门管理互联网诊疗的医疗质量、医疗安全、药学服务、信息技术等，建立相应的管理制”等，这无疑整体拉高了行业准入门槛。是否具备相应的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及相关的技术能力和运营管理经验将成为合规运营的重要前提条件。

聚焦严肃医疗服务的数字医疗赛道迎来利好

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的显示，自2015年微医创建全国首家互联网医院——乌镇互联网医院开启“互联网+医疗健康”新业态至2021年6月，我国互联网医院数量已超1600家，仅2021年上半年就新增约500家。

在互联网医疗行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各个平台基于底层业务逻辑、商业模式的不同，探索出了迥异的互联网医疗业态，包括专注“严肃医疗”的数字医疗平台，以线上药品零售为主的医药电商平台，聚焦轻问诊的在线咨询平台等。

如此生态下，加之疫情催化行业短时间爆发式生长，不少缺乏必要资质的平台入局，引起外界对互联网医疗的争议，如“互联网医疗靠卖药”、“互联网医疗都是轻问诊”等偏见层出不穷。《意见稿》下发之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曾评价，互联网医疗是一把双刃剑，人民群众享受到便利的同时也蕴藏着一些风险，一是资质，二是质量，资质加质量就等于安全。

《意见稿》的适时出台，显然考虑到当前互联网医疗当中存在的不规范、定位模糊、碎片化甚至“擦边球”的状况，把互联网医疗依据严肃医疗行为的标准进行监管，确保服务安全、抬高行业门槛、保障服务质量，使其重回医疗服务的本质，这显然为数字医疗赛道的各大平台带来了“春天”。

当然，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基于行业实践达成的共识。数字医疗赛道上，一些先行者通过为民众提供专业、严肃的数字医疗服务，不断拓宽互联网医疗的价值维度，也为其找到了价值落脚点。

以国内最大的数字医疗服务平台微医为例，在过去几年，其投入了巨大资源埋头“铺管道”，搭建了一整套的数字医疗基础设施“网络”。通过建立完善的运营、管理、服务、安全技术等体系，深度实现与区域内医疗机构的互联互通，整合优质医疗服务能力，并逐步打通了医保支付，并开始赋能商业健康险。基于这十年积淀，才得以为用户提供专业、全流程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维护服务。

从乌镇出发，截至目前，微医已在全国落地31家互联网医院，其中18家已打通医保支付；此外，其已深度连接全国7800多家医院，囊括了全国95%以上的三甲医院，注册医生超28万名，注册用户超2.4亿。微医互联网医院还是中国最早打通医保支付体系的互联网医院平台，也是中国第一家开通医保覆盖的市级数字化慢病管理服务的平台，并在多个城市快速复制落地，为居民提供在线复诊、慢病管理、送药到家、医保在线支付等服务。

从微医的创新实践中可以看出，从政府，到行业，再到民众，对于从事严肃医疗的数字服务平台的需求以及认可。

“互联网医疗”向“互联网医联体”进阶 赋能新医改

此前出台的政策及《意见稿》对互联网医疗的定位，越发清晰地勾勒出国家对医改的顶层设计和对行业的引导方向。特别是当下，随着老龄化时代到来，人们的健康需求日益增加，互联网医疗在促进医疗资源有序流动等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

日前，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深入推广福建省三明市经验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16次提到“医联体”，医联体建设已成为中国医改主轴。所以，如何利用数字化手段，撬动分级诊疗改革，是互联网医疗“打好翻身仗”、真正发挥巨大价值的机遇。

作为数字医改的先锋，微医已经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以互联网医院为枢纽，建立互联网医联体，打通医保、商保和供应链体系，构建“按效付费”的区域闭环的医疗体系，为大医院分担压力、为基层医院提升能力、为供应链及提高效率，以及为医保和商保支付提高效能，最终建立中国式的健康管护组织。

例如，在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由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牵头、协同267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建的紧密型互联网医联体——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便极具代表性。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其以慢病管理为切入点，探索实施医保“整体打包付费”“按病种和按人头打包付费”等支付方式，落实新型健康责任制，推动医疗体系从“价差”走向“效差”，激发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效能。

2021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上，天津基层健共体入选“推进医改 服务百姓健康十大新举措”。三明医改“总舵手”詹积富就曾评价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构建的“健康责任制”与三明医改3.0的目标高度一致，相关的实践经验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成效值得关注。”

此番《意见稿》的出台，推动互联网医疗回归“严肃医疗”本质，也为数字化赋能新医改打开了想象空间：通过数字化驱动“三医联动”，真正提升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经济性、有效性和透明性，实现“为大医院分担压力、为基层医院提升能力、为支付提升效率、为百姓改善健康指数”的医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