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鲍威尔为中美关系做了什么？
美国首位黑人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因新冠并发症去世，终年84岁。
鲍威尔于2001年1月到2005年5月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这段时间的中美关系稳定向前发展，被鲍威尔称为两国关系30多年来“最好的阶段”。
至今，很多专家仍对鲍威尔对中美关系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持积极看法。
鲍威尔上任不久就碰上了中美关系出现危机。
2001年4月1 日，中美两架军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70海里（110公里）的中国专属经济区发生碰撞，中国飞行员王伟牺牲。美国军机未经允许迫降海南岛陵水机场。鲍威尔在事发后公开表示遗憾，后又致函时任中国副总理钱其琛，对撞机事件表示“sorry”，为平稳解决这一危机创造了条件。
鲍威尔在他四年的任期内曾三次访问中国。
他在2001年7月访问中国时表示，中国“是一个不需要被视为敌人的国家”。2004年，鲍威尔在北京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采访时说：“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它作为一个国家不享有主权，这仍然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坚定的政策。”
在9·11事件之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鲍威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主要还是出于反恐的需要，美国加大了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的合作，给了鲍威尔外交政策主张更多的施展空间。
鲍威尔与所谓的鹰派在政策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从其外交风格看，鲍威尔算是鸽派人物，主张多边外交。把对伊拉克之战放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下讨论，据说就是他的建议。
各方媒体在对鲍威尔的“政绩”作出评价时，都提及了他参与策划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
2003年2月，他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报告中，为获取安理会支持对伊开战，提供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证据。
鲍威尔此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是他履历上的一个“污点”，他对此感到“痛苦”。
总体上看，他在担任国务卿时，总是受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鹰派人物的牵制，而拉氏等人更强调以单边主义和军事手段解决对外关系问题。鲍威尔后来辞去国务卿职务与此相关。
最终，小布什政府的决策还是回到了单边主义的霸权轨道上。这与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本能有直接关系。
在霸权的逻辑之中，其实是没有鸽派与鹰派之分的。
由此看来，鲍威尔当年参与制订的对华政策，主要还是与美国当时以反恐为中心的战略调整相关，并非意味着其对华关系的战略框架发生了变化。
2004年发生的另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
2004年9月9日，星期五，不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这一天，北京奥组委正在紧张的准备着，10天之后，2008年奥运会的倒计时钟将在天安门启动。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生了一件中国人不是太关心的事情。除了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外，大多中国媒体都没有报道。
在华盛顿，国会参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有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听证会。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卿的鲍威尔第一次使用“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词来描述正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事情。美国主流媒体异口同声地突出报道了鲍威尔的这一定性。
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看，鲍威尔在此前三个多月曾有一次苏丹之行，当时他拒绝回答有关“是不是大屠杀”的问题，而称之为“一场大灾难”。这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决议，要求政府给苏丹挂上一个“大屠杀”的帽子。
鲍威尔这么做了。
Genocide是有特定含义的，这个词的解释是“有计划的种族大屠杀”。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确定了联合国对这个词认定的基本原则。
谁支持大屠杀，谁就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后来的事实已经表明，在达尔富尔发生的根本不是种族大屠杀。西方媒体当时渲染死了100多万人，没有一点儿真凭实据。
来自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巴里则强调，非盟召开的首脑会议已经明确指出，达尔富尔冲突既不是种族大屠杀，也不是种族清洗。
美国议员和鲍威尔代表的美国政府在给苏丹下定义时，其实已经有了目标。那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在苏丹有投资。
一切都像预谋好了一样。
一些敌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很快就把北京奥运与达尔富尔联系在一起。他们造谣说中国政府支持苏丹政府，给他们钱，然后他们用钱买武器，搞“种族灭绝”。这帮人一直从那时开始不断折腾，一直折腾到了北京奥运会举行。
在2008年3月《纽约时报杂志》发表的长篇采访中，纽约的一位活动分子在被问到，为什么会选择达尔富尔，为什么会把目标对准中国时，回答说，“因为这是种族屠杀这个词自诞生以来发生的第一例，而且是由美国政府正式认定的。”
达尔富尔那件事可以说是具有预言式的意味。
我们把鲍威尔参与的上述涉华政策的变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看，大体上可以理解究竟是什么在决定着美国的对华决策。
这就是学者们一直在讨论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中美关系之中。中美关系的走向就是由两种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和新老大国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
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成为首要任务，这种矛盾暂时潜伏起来或有所缓和。
北京奥运会之后，它逐渐突出。其背景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优势逐渐显著，开始步入国际舞台中心，让美国感到到它在很多领域的霸权都出现了挑战。而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从反恐战中拔出了。
鲍威尔已经成为历史人物。
在这个节点上回顾他担任国务卿时的中美关系，我们仍然会想到那个老问题：中美能不能最终摆脱，或者说通过什么途径来持续地缓解结构性的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