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正视中美关系复杂性并积极应对

近来，中美关系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在孟晚舟归国后，10月6日中美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了高级别面对面会晤。对于持续六个小时的会晤，双方都表示将保持经常性对话沟通。10月9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频通话。中美双方在介绍这两场互动时都提到“是建设性和坦诚的”。

在同一时期，也有加剧中美关系紧绷状态的消息传出。例如美军特种部队成员偷偷在台湾训练台军人员，以及美国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声称专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积极面和消极面同时存在，我们该如何看待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新苗头”？

首先，贸易战若能部分“休战”，客观上可对中美关系产生正向作用。戴琪在此前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概要时，明确表示可能会撤销一些商品的关税，同时不要“脱钩”而要“再挂钩”。美国为何会出现贸易政策调整呢？美方对此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评估，现在得出了一个结论：贸易战打起来不仅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反而使美国遭受了巨大损失。另外，在美国发起贸易战期间，中美贸易也并没有减少，反而逆势上升。美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约3200亿美元。美国有45%和33%的受访者分别认为对华贸易战不利于美国经济和其家庭财政状况，认为有利者为31%和20%。美方真切意识到中美贸易对双方都是刚需，市场力量强大，难以阻断。

但要看到，美贸易政策即便回摆，也只是回归正常状态而已,拜登政府仍保持一定的理性。而美方基于利益的评估，“再挂钩”也就是一个正常的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里有“缓兵之计”的成分，美国希望在一个时间段内减少对华贸易的所谓“过度依赖”，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在目前疫情之下，美国经济面临诸多困境，华盛顿很难做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只能继续保持目前这种状态。

其次，相互依存与权力争斗，这两大因素仍然复杂辩证地交织在一起发挥着作用。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很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尤其是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比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最主要战略对手之一”。从权力争斗的角度看，美国一直在采取打压、削弱中国的政策。而在另一个方面，双方贸易的相互依存程度又非常之高，美国很难完全阻断与中国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采取了竞争与共存、对抗与合作的复合政策。但中方并不接受美方这一对华政策，不能想对抗的时候就对抗，想合作的时候就合作。所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使美国无法采取简单、单向的非黑即白的政策。

整体来看，贸易依存和权力争斗这两个美国决策中因素的存在，使极端恶性竞争（及军事冲突）的发生面临着无形之手的限制。在某个阶段，这两种因素谁更占上风，主要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当前，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产业链中断、美股因“债务上限”连日下跌，必然需要寻求缓和危机的渠道和手段。而一旦美国经济上扬，尤其在经济结构上做出了调整，在供应链、产业链上找到替代方之后，权力政治因素又会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美国政府通常还会采取“双轨并进”的策略，一方面恢复对华接触，另一方面又会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制造事端，目的是在国内政治中对强硬的对华舆论氛围“有一个交代”。其本质是，美国仍然以竞争和对抗来界定中美关系。因此，中方在苏黎世会晤中强调，中国不接受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

第三，中美关系发展仍然道路曲折。虽然出现了看似缓和的迹象，但不能就此认为中美关系已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波折，需要双方付出不懈努力。

笔者认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需有四个防止：其一，防止显性竞争变成隐性竞争。防止美国明面上缓和关系，暗中仍在采取恶劣的做法。历史上，美国惯用两手政策，一方面搞合作型施压，一方面搞军事威慑。所以，中方提出要有清单和底线，同时要有危机管控。

其二，防止国际制度层面的不当竞争。美国在国际制度层面经常采取多重做法。如另起炉灶，美国有意于拉“小圈子”搞新集团政治，实施排他的小范围新制度规则共享；或者在制度层面以美国为标准制定市场竞争规则，以不公平不合理的方式打压竞争对手。

其三，防止高科技竞争外溢到更多贸易领域。我们要理性地认清一个事实：美国对华科技打压不会因贸易政策的调整而改变，这个策略已经上升到美国的战略层面。而高科技竞争会波及诸多企业，也会对贸易关系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贸易挂钩是局部的、有限的，科技脱钩也是难以避免的。

其四，防止阶段性动荡冲击中长期共存。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给中美关系注入了大量“不确定性因素”，阶段性危机出现的频率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围绕美国国内政治出现的周期性波动也会时有发生，而这一切对美国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也带来了变数。如何防止因阶段性危机的失控以及局部军事区域的战术性误操作，引发的战略性失控，是中美关系长期共存的严峻课题。

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找到新的磨合相处之道，然而也不要抱有过高的幻想，中美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复杂性。不能稍有缓和，就想当然地认为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也不能因为中美关系出现阶段性困境，就认为中美关系会就此一路下滑。中美要长期共存，不仅要避免极端的做法，更需要多做出互利共赢的努力。（作者是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