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恩远：伯力审判现实意义愈益彰显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国史学界称为“伯力审判”）：历史教育与现代挑战”国际论坛近日在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俄总统普京专门向论坛参与者致函，称这一审判意义非凡，论坛从保存历史记忆和防止反人类罪角度来看更具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参加此次论坛的中方学者之一，笔者做了相关发言。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苏联政府组织特别军事法庭对二战元凶日本法西斯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对包括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内的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的公开审判，使发动细菌战的日本罪犯受到应有的惩处，因而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赞扬。但由于美国的阻碍，日本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至今尚未完全被世人所知。同时，美国接收了日本制造细菌武器731部队关于细菌实验的全部资料，并送到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基地。笔者认为，现在关于这一基地的生物实验与当前正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有什么关系已经引起全世界不少科学家的质疑。所以，今天我们重温伯力审判，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初现时，中、苏、美、英、法等同盟国已经在考虑战后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日本法西斯罪犯进行审判。在《莫斯科宣言》（1943年）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中均规定对“战罪人犯处以法律之审判”。二战结束后，1945年11月在德国纽伦堡，由苏、美、英、法等国组建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及1946年在东京，由中、苏、美等国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那些罪大恶极的罪犯终于受到惩处，彰显了历史的正义。

但当年制造细菌战的罪魁石井四郎等人却逃脱了审判。其实早在二战结束前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南京地方检察院已将掌握的部分日本部队进行细菌和活体实验的罪证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 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庇护下石井四郎等被免于起诉。

今天，此事幕后原因已众所周知：日本制造细菌武器的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不仅把关于细菌实验的相关资料全部送与美国负责炭疽病毒等生物武器研究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基地，还堂而皇之成为其高级顾问。因为美国认为，“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对于美国国家安全保障的价值，远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罪重要”。

但任何人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迟早要受到惩罚。“伯力审判”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犯罪而专门进行的国际审判；正义的判决使当年日本法西斯战犯进行细菌武器开发、并在战争中针对朝鲜和中国部分地区施放细菌武器等罪恶滔天的事实大白于天下。

虽然伯力审判已经过去70余年，但对今天的现实状况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必须坚决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庭驳回了中国民众就“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试验应当向受害人做出赔偿和道歉”的要求，也就是说，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对当年发动细菌战的事实遮遮掩掩，拒不向当年细菌战受害者道歉。

俄罗斯有一句谚语：“笔尖写下的东西，斧头也砍不掉”。伯力审判记录下当年的日本细菌战战犯供述的日军准备和发动细菌战的铁一般的事实是绝不可能推翻的。

这里顺便指出，在同盟国《波茨坦公告》等有关文件中，不仅宣布战争结束后将对发动侵略战的日本法西斯元凶进行审判，而且要求日本侵略者必须归还在战争中被他们掠夺的领土。然而，日本政府至今仍拒不承认钓鱼岛属于中国。

其次，必须防止日本细菌战祸首731部队借尸还魂。

今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几年时间内陆续派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基地细菌战专家前往日本，向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了解日本细菌战情况。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美国实质上借日本731部队这具历史“僵尸”，在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进行罪恶的复活。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多国研究者指出新冠病毒和德特里克堡的联系：2019年7月，美国疾控中心就已经发现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有多处违反安全操作的记录。那时生物基地附近的一些养老院，也曾暴发过传染性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症状则和新冠病毒的感染症状类似。

2020年4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专家表示，我们注意到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美国也有人怀疑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基地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来源，但美国政府对此却一直没有公开回应。中国外交部多次呼吁，如果美方真的尊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必须说，伯力审判揭示了当年制造细菌病毒的日本731部队的滔天罪行，人类社会绝不容许它在今天复活。这就是伯力审判的现实意义。（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