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议会闹剧凸显印度民主困境

在7月19日至8月11日印度联邦议会期间，国大党等反对党议员要求就媒体披露莫迪政府使用“飞马”间谍软件实施窃听举行辩论，被执政的印人党拒绝，双方发生争执甚至冲突，会议被迫提前两天结束。印度自诩为“最大的民主国家”，为此极受美西方青睐，但近年来印度的民主乱象纷呈，频遭质疑。

首先，印度宪法被侵蚀，立法制度受干预。印度学者苏哈斯·帕斯卡在《理解印度民主的衰落》一文中指出，当前印度的“宪法精神在实践中很容易受到亵渎”。无论是2019 年 8月以来印度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强力管控，还是2019 年底《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的全国性示威，都令人担忧。米兰·毗湿奴在《印度民主的倒退》中称，中央政府频频“参与各邦宪法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并指责“在没有议会辩论或与各邦磋商的情况下强行通过最近的农业改革法案”，导致农民抗议绵延至今。

其次，行政干扰司法，甚至控制议会。米兰·毗湿奴认为，“在中央政府内部，权力越来越集中在总理办公室，而内阁各部的权力却在减少。行政部门也开始主导议会，司法部门则小心翼翼地回避政治上不便的案件”。

最后，印度人权被严重忽视。尚特·基绍尔在《间谍软件曝光是印度民主的关键时刻》一文中称，“对新德里监视本国公民的担忧并不新鲜”，他指出，除“飞马”事件外，“（印度的）WhatsApp未能保护印度用户”，他也对“国家大规模的间谍活动”表示担忧。此外，政府对新闻舆论的严控及对异议人士的不包容也引发人权争议。苏哈斯·帕斯卡指出，“仅在2020年，就有67名记者面临逮捕或调查，这实际是把对媒体的攻击变成官方政策”。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发布的“2020 年全球民主指数”，印度的排名已经由莫迪上台之初的27位跌落至53位。

为什么说印度民主深陷困境？从源头和基础看，印度民主承袭于英国殖民统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而印度的民主却是被强行植入，它失去了民主政治与其相匹配经济融合的过程。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不协调是印度民主政治发展的致命弱点，也是其社会政治矛盾不断加深的原因所在。

从民主历史发展进程看，印度如今正处于转折的危急关头。有学者指出，从泰戈尔到甘地，再到尼赫鲁，印度的政治精英们都清醒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必须建立在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之上，印度联邦制正是建立在联邦内部文化多样性基础之上的民族构建。印度曾通过“国家—民族”构建而不是“民族—国家”构建来融合社会层面的族群分裂，通过集权联邦制而不是联邦制的顶层设计来实现适度的地方自治，防止过度分权化，以政治宽容来弥合基层民主的宗教派系冲突，使集权联邦制具有稳定的政治社会基础。但自20世纪90年代印人党执政以来，它大力推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民族—国家”建设运动，对多元包容的“国家—民族”模式构成挑战，特别是莫迪执政以来，印度人民党势力急剧膨胀。

从民主的主要载体看，印度的“庇护制”使选举制度异化。由于历史传统和政体的诸多因素，印度形成独具特色的“庇护民主制”，并成为印度选举的主要动员模式，因庇护关系而产生的利益交换成为选民参与投票的重要原因。弱势群体投票率加速增长，而富人及城市中产阶级的投票率反而有所下降，高投票率并不能反映印度公民的参政水平，底层选民的投票率虽高，其他形式的公民参与行为却较少，印度民主已被庇护制带偏。

当然，“民主牌”或许是印度迎合美国的敲门砖，但这很难成为美国对印度战略帮扶的“承诺书”。因为印度对美国最大的战略价值是用以对付中国，而非印度自身的民主制度；印度对美的最大期待是发展经济的支持，只是“印式民主”并不等同于“西式民主”，美印之间的民主裂痕难以弥合。

拜登就任后与莫迪首次通话时就曾指出，“对民主价值观的共同承诺是美印关系的基石”，《时代》杂志随即嘲讽道，“拜登假装莫迪治下的印度是民主同盟，能装多久”，美国国会“印度小组”多名重量级议员更是针对印度农民示威向印度驻美大使发难。印度观察家们则是既不满美国以促进民主为由大行干涉主义，也批评美国对各种独裁政权的支持。在美国计划今年底召开的“民主峰会”上，作为“最强大民主国家”和“最大民主国家”的美国与印度将如何表现，我们拭目以待。（作者是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喜马拉雅合作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