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阿富汗“大溃败”重创欧美关系

20年前开打的阿富汗战争是美欧在“反恐”名义下、在北约框架内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防区外军事行动，但20年后的撤离阿富汗不仅没能给“跨大西洋关系”增光添彩，反而对刚刚有些起色的欧美关系造成严重二次伤害。

特朗普政府推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在经贸、政治和安全领域对欧洲进行无差别攻击并采取极限施压手段，弄得欧洲国家怨声载道，算是对欧美关系造成的第一次重大伤害。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改变策略，试图重新集结盟友。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为口号，在凝聚政治共识、搁置经贸争端、“回归”多边主义以及重申安全承诺等方面对欧洲投其所好，极力拉拢。一些欧洲国家出于对美国的惯性依赖也给予积极唱和，似乎单边主义和欺凌盟友真的只是背离美国对外政策传统的“例外”，欧美关系真能“回归”到亲密盟友甚至被“重塑”为“平等伙伴”了。

但美国在撤离阿富汗过程中的糟糕表现及其严重后果，足以打破欧洲的一厢情愿。

从美国的表现产生的直接后果来看，美国不仅自己丢了面子还连带着欧洲盟友集体蒙羞，不仅拒不担责还四处推诿，这让欧洲很受伤。作为带领北约盟军在阿富汗“征战”的带头大哥，美军掌控着最重要的军事和民事资源，它的自乱阵脚连累盟友们也难以实施有序撤退。不少欧洲国家的舆论在嘲讽美国的同时，也将批评抛向本国政府。盟友们为了应对舆论压力，又将矛头一致指向拜登政府和北约机构。这种相互推诿与争吵的场面让美国和盟友们继续丢面子，以至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阿富汗时刻”已经“让整个西方蒙羞”。

美国在撤军决策中的一意孤行和实施中的一己私利，会动摇欧洲对拜登政府“回归多边主义”“重视核心伙伴”承诺的信心。从奥巴马时期开始，撤离阿富汗就放在了美国政府的重要议程上，但其间撤撤停停有时还出现临时增兵的情况，其中就有美欧对于撤军后果意见不一的因素。特朗普不顾欧洲盟友反对与塔利班单独缔约，拜登现在执行的不过是前任的单边政策。越来越多信息显示，美军在撤离过程中大量挤占欧洲盟友的资源和空间。在并未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对待欧洲这样的“核心伙伴”尚且如此，如何能让欧洲放心地将自己的安全完全交托于美国？

美国撤离行动的毫无章法和对阿富汗局势的撒手不管还将产生更多严重后果，导致难民问题对欧洲形成再次冲击的风险大增。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一直在给欧洲制造难民来源，在撤离前仍有8万余名阿富汗难民在等待欧洲的接收许可。在度过2015年前后难民危机最难熬的阶段后，欧洲一边用尽浑身解数消化难民存量，同时尽力避免由于地区形势动荡再次出现大规模难民潮。

在欧洲原先的盘算中，如果能从阿富汗有序撤离，除了需要接纳曾为自己工作或提供服务的阿富汗人外（英国的接收计划是2万人、德国是1万人），短期内不会有大量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入境。但眼下局势的混乱大大增加了阿富汗民众的恐慌情绪，逃离家园并涌向欧洲可能弥漫成为一种下意识的选择。而且美国对难民问题的第一反应是继续让欧洲背锅，让有求于己的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答应接收。这让经历过难民危机而至今仍在应对恐袭、族群分裂和国家间矛盾等诸多后遗症的欧洲心理阴影大增。

美国没能在阿富汗实现体面、有序撤出，不仅凸显美国对外干预政策的失败，更暴露出美国外交、军事部门预判失误、协调失灵、情报失准和士气低落等诸多大问题，这将迫使欧洲对美国的质疑从对特朗普时期“领导西方的意愿下降”转变为对拜登时期“主导战略全局的能力下降”。

直到撤离阿富汗前夕，欧洲对美国的能力尤其是主导战略全局的系统性能力和超强的军事实力仍然信心满满，因此在拜登描绘出以撤出阿富汗为起点“以退为进”、从反恐战略转向大国竞争战略的前景后，一些欧洲国家出于对美国实力的信任积极寻求美国的安全保护，甚至为此不惜追随美国和俄罗斯、中国搞对抗。但现在，欧洲将不得不反思拜登政府提供的有关“大好前景”的幻象，从阿富汗局势中以小见大并反求诸己，重新明确自身利益并反思与美国的利益关联和“共同价值”。作为这种反思的体现，欧洲国家主张实现“战略自主”的声音再次高涨。

欧洲对美国意愿和能力的双重质疑以及对更多战略自主性的追求，将让美国借撤出阿富汗来搞战略转向、谋大国竞争的说辞更加苍白无力、行动更加缺乏支持。在美国的战略制定者看来，离开喀布尔具有战略收缩转向和重新聚力的战略价值，服务于美国与中俄进行长期战略对抗的目的，因此尽管过程混乱、细节丑陋，但只要能实现大战略目标就值得付出。美国似乎可以用冷战的“胜利”来证明当年“西贡时刻”的必要性，但眼下却看不到任何“喀布尔时刻”对于欧洲的合理性。

当美国仍在急于用“不是西贡时刻”来推卸它在阿富汗撤离中的责任时，欧洲已经开始用另一个“苏伊士运河时刻”来表达自身的失落、不满和警觉。避免更多的危机时刻发生和减少更多的连带伤害，应该成为今后欧洲在选择要和美国共进退时最优先的考虑事项。（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