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想参照中国经验吗？最好从读懂延安开始
7月的一个火热的下午，我和一些非洲外交官、留学生一起走上中国西北延安市南沟村的一座山顶。环顾四周，满眼绿色，山顶的平坦之处是大片的苹果林。
这里曾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向了全国。
第二天，我们又沿着山间的高速公路，从延安向东北行驶大约一个小时，去了另一个叫梁家河的山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0多年前曾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中国非洲研究院组织的这次考察和研讨活动，目的是与非洲外交官和留学生共同探讨中国的扶贫经验。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试图解释为什么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外国人，尤其是一些西方精英人士不能全面理解中国的发展政策，他们的分析和预测有时不很靠谱。最近的延安之行使我意识到，在他们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所依赖的理论和经验中，缺少了“延安”这一章。
就在昨天（8日），美国参院以罕见的跨党派合作通过了拜登总统的庞大基础设施法案。这个高达1.2万亿美元的法案将主要用于提升美国日益老化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称，这一法案向北京发出强烈信号：美国要力争赢取与中国的竞争。
《华尔街日报》上周发表的题为《“产业政策”回来了：西方国家重拾旧有理念以对抗中国》的报道说，“美国及其盟友长期以来一直迫使中国停止用补贴、政府优惠和其他干预措施帮助受青睐的行业。现在他们开始复制这样的政策了。”
近年来，西方媒体和精英在谈到自己国家的发展问题时，总是会拿中国的国家投入来作比较。参照还是不参照？这让他们很纠结。
不过，有句老话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中国今天在基础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虽然靠的是大规模投资，但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实现目标，又决不只是投钱就能做到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体制和传统精神的作用。
我想说的是，即使华盛顿采取了一些与中国相类似的做法，那也不过是些皮毛而已。白宫的决策者们很难掌握中国发展实践及理念的精髓，当然也不会认同。这是由他们的世界观和历史经验所决定的，也是由现时美国人对待工作的态度所决定的。
四十年前，南沟和梁家河都是非常贫穷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按当前汇率计算为15.46美元）。今天，南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15,000元，而梁家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了20,000元。
这样的发展速度的确很快，但从数字上看，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还有很长的、艰难的路要走。中国需要继续把提高全民生活水平作为优先事项，这是决定国家政策，包括对美关系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我注意到非洲使节们对延安的两个变化特别感兴趣。一个是延安地区有60%的贫困户是通过种植苹果脱贫的。
其二是，在扶贫的过程中，延安坚持退耕还林，使该市成为中国的绿色城市之一。当地的年降雨量比40年前高出200多毫米。
在讨论中，双方提及最多的是以延安为代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其次，非洲外交官们对当地政府和农民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积极的举措致富的经验也感触颇深。正是这样的做法使得“输血机制”转化为“造血机制”。
我在发言中谈到了在这背后起作用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说，从上到下强有力的推动，精准的、大规模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相关政策的调整，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奋斗热情和能量。
为什么要提体制？
这是因为中国许多脱贫的具体经验是很难被单独分开借鉴的。例如，延安的苹果种植就与农业研究和政府投入、组织等相关，是体制的综合作用，当然还要加上延安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从延安看中国，体制推动着政策的与时俱进，这不仅体现在扶贫方面，更是一直在支持着中国工业、金融和技术等许多领域的转型和升级。当中国面对美国的高技术遏制与疫情冲击，整个体制也迅速开始了灵活的应对。
有非洲外交官注意到，中国的脱贫经验显示，一项政策一旦形成，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一层一层都会有力地推动。仅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就有1800多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延安，你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发展的方向。
当非洲使节和学生们看到，南沟、梁家河曾经比现在非洲的许多村庄还要贫穷，那里的人们仍然在想方设法地提高收入，他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共同富裕对中国来说如此重要。
很多时候，了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自哪里，以及早年经历了什么，将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政治追求。例如，美国总统拜登的父亲早年富有，后来衰败，但还是设法为家人维持了衣食不缺的中产生活。而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则出生在一个房地产大亨的家庭。这些对他们在任时的政策都有一定影响。
时至今日，西方学者在观察或试图解读中国的发展时，已经越来越多地重视体制的作用，但他们又很容易按照自己的理论逻辑将其视为西方体制的反面，是背离了西方的体制“准则”。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现行政策与其制度的历史联系，特别是，他们往往不大了解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的理念和信心从何而来。
对世界来说，全面认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可能还要经历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但延安注定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