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全面回顾了我们党一百年走过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高度评价了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系统总结了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实践启示，深刻阐明了在新征程上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阔、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具有强大的政治感召力、思想穿透力、心灵震撼力，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讲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篇章，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一庄严宣告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于，它兑现了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郑重承诺，表明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在新时代变成现实，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大幅落后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新跨越，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伟大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庄严宣告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检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提出了如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这一庄严宣告的重大实践意义在于，它表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关键性步伐，为新发展阶段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为更好开辟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累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对全党同志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一庄严宣告的重大世界意义在于，它深刻改变了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显著壮大了世界正义力量，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版图；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使社会主义以崭新的形象、成功的范例呈现在世界面前，极大提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

第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百年奋斗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历史任务及其承担者的历史选择，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主心骨的历史必然性，为我们更加深刻地读懂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读懂中国共产党立志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历史担当提供了科学指引。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我们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取得的辉煌成就，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用这样鲜明的主题来把握党的历史，就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历史细节更加清晰地看到，党的百年奋斗是有凝心聚气的灵魂、一以贯之的主线、矢志不渝的目标的“活历史”，是有其内在历史逻辑、历史规律的“自然史”，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基立业、开创未来的“光明史”。

第三，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这样的概括，深刻揭示了党的先驱们为我们党开掘的革命精神源头，在这样的源头活水滋养下，党的精神谱系不断拓展和丰富，犹如一棵参天大树，日益枝繁叶茂，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家园。深刻揭示了党的先驱们为我们党打造的道义制高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深刻揭示了党的先驱们为我们党树立的政治高标杆，从此，每一位共产党员就有了衡量党性、查找差距的尺度，就有了提高觉悟、提升境界的动力。深刻揭示了党的先驱们为我们党提供的锻造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特殊材料，据此，中国共产党就拥有了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独特精神气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堪称民族脊梁的英雄模范。因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对于我们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保持埋头苦干、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奋斗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新的时代要求，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高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宝藏，其中关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之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法不阿贵、绳不挠曲、一断于法的正义追求，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等等，具有许多朴素社会主义的因素。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主张就迅速得到传播，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高度融通。马克思曾经对太平天国起义军提出的革命口号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有过敏锐的洞察。他在1850年的一篇评论中说，“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汲取理论创新的思想营养，坚定文化自信。

第五，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观点，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重大创新，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质和优势。全过程民主，意味着它是多环节的民主，决策、执行、监督，每一个环节都要充分发扬民主、体现民意；它是多层次的民主，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的形成、基层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无不要求体现人民的广泛参与；它是多途径的民主，人民可以通过间接选举、直接选举的选举民主，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协商民主，还可以通过网络、信访、举报等各种途径和形式，便捷地行使民主权利；它是多领域的民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要体现民主原则、民主精神、民主作风，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都要着眼于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它是多元归一的民主，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以法治为保障，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激发亿万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创造活力和历史主动精神，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实践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广泛、真实、便捷的民主，是符合中国国情、得到中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民主。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全新概括，科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往美好未来社会的康庄大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大致展望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在那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合理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生产资料为全社会共同占有，人们为了共同利益，按照科学规则平等参与生产经营；人们精神生活极大丰富，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极大提高，人人具有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推己及人、爱人如己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自觉遵循；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人们拥有足够的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来发展个性，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培养和展示个人多方面才能的第一场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产生活生态良性循环、动态平衡，人们以合乎自然规律、对美的追求的方式利用和改造自然；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国家、政党、阶级和阶级斗争最终消亡，各民族实现大融合，世界呈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景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恰恰在于，它是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追求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是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均衡发展的现代化；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开创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径，以全新文明形态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广阔空间，而且积累和发展着越来越厚实、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鲜活生动的共产主义因素。

第七，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任务。应当认识到，我们所讲的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坚持各尽其能、各展其长、各得其所；不是搞劫富济贫，而是倡导先富带后富，先富施援手、献爱心、履行社会责任；不是主张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而是坚持共建共享，用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持续推进。应采取有效措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注重保障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业态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注重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注重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不断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战略，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大整治和规范力度，坚决防止资本垄断和违法无序扩张，利用其优势地位和平台扰乱市场秩序、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防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防止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第八，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秘诀。党的百年历程筚路蓝缕、风霜雪雨，其间遭遇的内外敌人异常凶残，面临的风险挑战空前未有，经历的艰难险阻世所罕见，碰到的未知课题层出不穷，我们党却能一路披荆斩棘、逆势而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彪炳史册、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历史伟业。之所以能如此，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具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斗争精神，具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勇气、骨气、底气。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开辟未来应有的精神准备。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深度互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我们应当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做好预案、练就高招、备足工具箱，有效应对我国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未来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各种外部风险特别是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围堵遏制打压、党自身面临的风险考验以及来自自然界和其他方面的一切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本文刊于《学习与研究》2021年第8期；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