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彼得·沃克：美国对华有三个核心误解

【美】 彼得·沃克

今年是基辛格秘密访华50周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日前接受采访时有感而发：“50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归结为一条就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低点。双方都担心会出现进一步的对抗，这种可能确实存在。美国军工复合体关注的是中国台湾问题、南海小规模冲突和中国日益扩大的武器库。中美外交硬碰硬，则加剧了这些紧张局势。

双方的理性主义者都认为，真正的战场在经济而不在意识形态。而睿智且富有远见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自己造成的：科学、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的投资不足；应对新冠不力造成的经济阵痛；飞涨的医保费用；以及庞大的军事预算。其根源在于美国的决策问题。新冠疫情的核心变量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每个国家的应对之道。

过去15年里，我基本坚持每六周就到访一次中国，观察中国的发展变化，理解“中国模式”的内在逻辑。我认为美国不愿理解或接受“中国模式”，背后有三个核心误解。

第一个是关于“强政府”：中央政府非常强大，通过任人唯贤而不断发展。中国的强政府模式始于2500多年前。这种政府模式与美国发展和磨炼的企业模式有点类似。在中国，领导人是通过从基层到中央层层严格的人事评估程序选出的，由组织部门监督。这个模式为有内聚力、自上而下的管理而设计。该模式会产生合理、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

但美国政治精英认为，强政府模式与美国开国元勋在撰写宪法和权利法案时采用的最小政府模式不同。中国的强政府模式注重绩效，由经验丰富、受过一流教育的高级官员做出官方决策。事实上，中央政府的目的是要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而美国很大程度上被其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经济所界定，美国模式的设计初衷是由民众驱动和为民众服务。中美尽管有着不同的模式，但都成了全球领导者，这反映出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

除了模式不同外，当前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的失败塑造的。由于苏联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最可见”的竞争对手，苏联体制的失败在美国广为人知。这混淆了美国人对中国情况的认知。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中苏之间存在巨大的历史和文化差异。

第二个核心误解源于两国文化。中国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而美国则截然相反，坚持奉行个人主义。中国的集体主义植根于儒家思想，虽然中国不同朝代从儒家思想中接受了不同的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的核心都是集体主义：多数人的最大福祉。中国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家庭和社会，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相比之下，美国的英雄是那些克服挑战，在战争、艺术、商业和体育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在中国，关注的是整个社会。这种根本差异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关于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如何在决策中发挥作用，一个更近、更明显的例子是这两个国家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中国在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立即在受影响地区实施了积极的“封锁”。中国还进行接触者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人群聚集控制等措施。在美国，许多人以个人自由的名义拒绝戴口罩，无视社交距离，参加拥挤的活动。

简而言之，个人自由，即使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比如拥有枪支的情况以及对疫情的放任态度），也被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视为圭臬。在中国，当你询问很多人关于个人自由的问题时，得到的回答会令你困惑：“我可以在我想住的地方生活，在我想工作的地方工作，去我想去的地方旅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我想要的所有自由。”根据皮尤和爱德曼两家美国机构的调查结果，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评价以及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是所有主要国家中最高的，而且远高于美国政府获得的评价。

第三个核心误解，源于美国对中国军事雄心的错误看法。中国长期坚持不干涉主义的世界观，有着世界上最和平的军事历史之一。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防御状态，一些游牧部族侵犯中原，西方帝国发动鸦片战争，日本人从1895年开始多次侵略中国。中国外交的和平模式是建立在注重和谐与平衡的东方价值观基础上的。美国的价值观建立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侧重善与恶、天堂与地狱、赢家与输家的二元性。这些二元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抗。历史告诉中国，致力于对外侵略并没什么收益。虽然批评人士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传播中国模式的尝试，但基于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务实的解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世界级的技能和经验，这有利于与发展中国家达成贸易协议。这些现实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国防预算上：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但国防预算远低于美国。

这三大支柱——强政府、集体主义模式以及和平世界观——深深植根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如果它们继续存在下去，人们应该乐见其成。然而，美国基本上不能接受，障碍首先是在美国内部。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和军事的主导者。美国例外论的衰落给美国带来了一场身份危机。毫不奇怪，许多美国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竞争对手。但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开始接受中国将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的现实，能接受这一现实并不容易。

事实上，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可能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上进行建设性合作，比如生态环境、难民危机、网络安全、医疗保健和太空探索。这些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对建立信任和缓解紧张关系大有帮助。拜登政府已在这个方向上采取了几项措施，两国的商界领袖也是如此。除了共同的机遇，美国领导人还需要理解并接受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存在的三大核心支柱。拜登的团队一旦蹚过“对中国不能太软弱”的“雷区”，将获得一个更加务实和建设性的心态。

最后，美国需要将其注意力从不切实际的遏制中国，转向通过投资先进技术、基础设施和教育与中国竞争。正如我在《大国竞合》一书中所写道的，处理中美关系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目前的历史低点。但两国关系向好，这不仅对美国和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巨大的好处。没有比这更重要、更迫切的全球性问题了。（作者是知名中美问题观察家、作家，本文由王逸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