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军：今天，东盟的价值更加凸显

新加坡外长维文日前承认，东盟就缅甸局势的五点共识落实缓慢，“有点令人失望”。这引起人们再度关注“东盟方式”曾经被诟病的效率低下、作为有限等问题。但事实是，在“过程导向”的东亚地区进程中，“东盟方式”在维持合作进程、缓解大国竞争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东盟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来源。

一般认为，东亚地区进程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共同应对那场危机，东盟与中日韩建立10+3合作，自此启动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的地区进程。随着地区进程的推进，各种地区新机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旧机制也展现出更大活力。从10+6到东亚峰会，从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尽管有些机制间竞争性色彩浓厚，但一个共同特点是都以东盟为制度中心展开。东盟也在地区进程中逐步确立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形成以不干涉内政、渐进性、灵活性、协商一致以及注重舒适度等规范为代表的“东盟方式”，其在制度安排、议程设置、规范外化等方面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任何一个域外国家如若加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进程，都需遵守东盟规范并尊重“东盟方式”。

如今，中美战略博弈正成为百年大变局的主线索，且将对东亚地区进程产生重要和深远影响。东盟尤其担心其制度性权力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受到削弱。因此，无论是2019年出台的《东盟印太展望》文件，还是2020年提出将东亚峰会机制提升为东亚合作的首要机制，都表现出东盟维护自身制度性权力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通过继续发挥制度性权力的影响，维护以东盟为中心的制度框架和地区进程，为中美竞争提供制度缓冲，尽量避免在中美间“选边站”，从而更好实现自身利益。

当前，美国物质性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它已无力继续支撑庞大的全球霸权体系。未来，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对制度性权力的重视程度将会进一步提升，以减少大国竞争可能对自身利益和国际体系造成的冲击。中国在总体接受现有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重视推动构建更加均衡、更具包容性和更能促进共同利益的新型国际制度。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制度性权力不断增强，对制度性权力的运用也将逐步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可以预见，随着制度性权力的强化以及全球和地区治理的推进，完全以物质性实力勾勒世界格局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未来国际格局将进一步由垂直化向扁平化方向发展，其结果可能会形成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以制度性权力为核心的新的世界秩序。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称，东盟是“上帝送给中国的一份厚礼”，其最大价值就在于其对地区和平、经济发展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合作理念和目标追求与中国高度契合，使之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最大制度性牵制力量。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东盟制度性权力的价值更为凸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对中美博弈产生关键影响。尽量争取东盟这一“中间地带”，以互利合作维持中国东盟经济交流的压舱石效应，以危机管理促进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和安全管控，排除外部干扰，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进程与合作成果，应当成为未来中国与东盟开展合作的优先关注。（作者是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