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维鸿：严打证券违法，服务经济转型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7月6日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针对“中概股”跨境监管的内容，尤其引发广泛关注。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中国证券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直接融资手段已经成为经济中“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老百姓手里越来越有钱，中国资本短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要想让老百姓更放心地投资股市和债市，必须更加严厉地打击证券相关违法犯罪，进而更好发挥直接融资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义。

虽然《意见》也提到金融立法的问题，但真正需要引起各方面重视的，是中央对于现有证券相关法律的执行和协调，也包括跨境监管的协调，也就是备受市场关注的“中概股”监管协调。这对现有“公检法”执法能力、协同体系提出时代要求。

归根到底，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是社会分配财富的更高形式，最终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后疫情时代”实体经济都面临结构性的挑战。在金融表征上，中美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资产荒”问题，尽管背后原因各有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积攒了大量的货币财富，用普通股民的话说，就是中国的股市从来不差钱。但是，中国的股票价格走势却总难让股民舒心。

中国A股上市公司有着得天独厚的融资环境，享受了商业银行最优惠的贷款条件，现实生活中是多个商业银行为了争取上市公司的贷款业务，竞相压低贷款利率，因为上市公司的还款信用无疑是最好的。因此，股民期待的“存款大搬家、股市大行情”并非是因为利率问题，而是上市公司、股市黑嘴、不良机构的财务欺诈、股价操纵等风险，老百姓还是不放心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养老钱投入缺乏诚信的市场。这就造成民间财富持续沉淀，一旦房地产预期扭转，整个社会将面临资产荒，也让中央下定决心强化股市监管和执法力度。

美国的资产荒，源于其过度货币化的宏观调控手段。四年一度的政府轮换、两党轮流坐庄，让美国的宏观政策缺乏长期性，这在冷战后的全球化大生产时代尤为突出。为了赢得选票，美国的政客“理智”地选择了见效最快的办法——印钞票，也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宽松”，直接造成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

遗憾的是，美国并没有反思次贷危机的根本性制度缺陷，而是继续用印钞票的办法，解决钞票过剩的问题。特朗普政府黯然退场后，持续一年多的新冠疫情，又给了民主党政客加速印钞票的借口——那些“无处安放”的美元四处投机兴风作浪：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粮食价格屡创新高，就连“金融乌托邦”的各类比特币，也被投机客炒翻了天，各国政府被迫出重拳打击。这些金融乱象，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加剧全球性的贫富分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元的资产荒窘境。

一方面，是中国股票市场“严监管、立信用、法治化”在路上；另一方面，是美元长达数十年的严重资产荒，直接造成美国股市“中概股”的蓬勃发展：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发展、市场规模巨大，很多具有“蓝海”潜力的互联网科创企业，初期经营风险大、远达不到A股上市的利润指标，到美国股票市场融资可谓一举两得，“中概股”资本合作对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中概股”是双赢的跨境资本合作，并不意味着对财务欺诈的默许。恰恰相反，中美两国过去几年都在进行跨境监管沟通，除了技术上协调两国不同财务制度的合规兼容，也对任何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零容忍”。《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这种零容忍的态度，并且延展到多部门协同执法，营造跨境资本合作的法治环境。

对于中美两国监管的技术层面沟通，过去两三年美国个别政客别有用心地过度解读，妄图混淆视听、扼杀中概股融资渠道，最终引发中美民众的误解，这是我们需要提高警惕的。一方面，服务中国市场的科创型企业赴美融资，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利大于弊，中概股值得监管机构用心呵护、打击欺诈；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通过证券法治化，培育自己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从而让科创型企业能在国内有一个舒适的融资环境。金融与科技相互赋能，是从根本上解决芯片等“卡脖子”技术创新、更新问题的重要路径。（作者是甬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