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加拿大在偏执对华路上还要走多远

加拿大在日前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挑头发起所谓涉华共同声明。近一年来，这已经不是加拿大第一次以抗华“出头鸟”的方式出现。实际上，2015年特鲁多第一任期开始时，有着良好基础的中加关系原本是一副“未来可期”的模样。然而，2018年的孟晚舟事件让一切戛然而止，中加关系逐渐下行。2019年进入第二任期的特鲁多政府开始在联合盟友抗华的路上越走越远，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笔者认为可以从内政、外交两个层面做一个客观分析。

从国内层面看，第二任期的特鲁多政府失去多数党的执政地位，在很多问题上都饱受反对党的掣肘。作为最大反对党，保守党素来热衷于在对华问题上向特鲁多政府施压，例如成立中加关系特别审查委员会、联合“港独”势力在加拿大推动《马格尼茨基法案》、在众议院提起指责新疆“种族灭绝”的动议等。从孟晚舟案到涉港、涉疆问题，再到疫情，保守党从未停止过利用中国议题制造热度、阻击自由党联邦政府，并持续在加拿大主流媒体上批评特鲁多政府对华相对温和的政策。这些行为虽然没有成为实质性法案或者行动的太多可能，但无疑在国内外都对加拿大对华政策和中加关系造成一定的政策压力和舆论压力，作为少数派的特鲁多政府必须十分谨慎，不能在夺回多数派执政地位前因为对华问题而出现任何大的失误。

目前，随着加拿大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疫苗接种率也实现全球第二，更重要的是，特鲁多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救助民众的政策，得到选民的认可，支持率也有所提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加拿大将很快迎来提前大选。这一次，相对保守党较低的存在感以及一味炒作政治外交议题的无力感，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有着明显优势。一旦真的重新夺回多数党地位，特鲁多政府将会有更大的内政外交空间，届时如何解决中加关系的症结将成为其首要外交任务之一。

从国际层面来看，加拿大官方和主流媒体去年就曾多次公开表示，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加拿大最需要的是盟友。然而，这种依赖盟友的选择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联盟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其统一行动的依据也是美国对华竞争的利益诉求，哪怕会牺牲其他盟友的国家利益。特鲁多政府曾多次与美国商榷，希望美国可以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释放两个被捕的加拿大公民，但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只是给予精神上和言语上的支持，并且在一些具体涉及加拿大国家利益的政策上，拜登政府丝毫没有手软，例如上台第一天就取消跨山油管项目。但我们看到，在国内涉疆动议投票上内阁集体缺席的特鲁多政府，却在支持美国主导的抗华方面十分卖力，多次联合盟国就中国人权问题发声，导致中加关系不断恶化。

实际上，联盟战略是很多中小国家的选择，但对联盟的依赖程度、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取舍则体现了国家智慧。以同样为“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的新西兰为例，相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新西兰的体量要小得多。但新西兰在平衡联盟战略与国家利益方面却比这两个中等国家表现更佳。对于特鲁多领导的加拿大来说，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两个不同方向的范例，是不管不顾成为追随联盟牺牲国家利益的“澳大利亚第二”，还是学习新西兰追求相对独立的外交政策，将是大选后加拿大政府需要面对的重要外交课题。（作者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