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莫让反华阴谋成“新华盛顿共识”

美国和中国正在卷入一场竞争，这场竞争可能比包括冷战在内的现代史上的任何其他国际竞争都更持久、更广阔、更激烈。在中美两国国内，对这场竞赛可能升级为公开冲突的担忧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十年里，华盛顿的共识已经决定性地转向了对北京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这一进程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达到了顶峰。

近期，美国政府的轮替传递出不同基调，但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政策调整。拜登政府今年3月发布了《临时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声称中国“是唯一有潜在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发起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这种对中国更强硬的新共识，是对北京方面更自信、甚至更加咄咄逼人举动的回应。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2月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电话交谈中所指出的，中美两国关系应该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为指导。大多数中国观察家现在认为，美国受焦虑和嫉妒的驱使，正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遏制中国。尽管美国的政策精英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观点是如何在中国扎根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是美国——而非中国——培育了这种新的对抗气氛。更好地理解这些对当代历史的分歧观点，将有助于两国找到一种方式来管理彼此之间的竞争，避免一场谁都不想要的严重冲突。

面对一个更自信的中国

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官员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大多数分析人士估计，到2021年底，中国的GDP将相当于美国GDP的71%左右。与此同时，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国投资目的地。美国人越来越觉得，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势头是在北京一方。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盛，美国政治人物为了展示强硬，不仅利用各种议题抹黑、攻击中国，还挑起美国公众对华的恐慌。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秋天，74%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创下了历史新高。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反映了一种代际转变。年纪稍长的美国人倾向于把他们的同代中国人视为学生或后进的伙伴，认为中国人渴望学习美国的经验。然而，年轻一代的美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更加自信的中国，他们对同代的中国人可能不那么傲慢，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没那么共情。

中国的崛起是令美国头疼和焦虑的一个根源。对中国来说，国家地位的上升毫无疑问是自信的来源之一。在与华盛顿打交道方面，中国官员也越来越有底气。今年3月，中美高层对话在阿拉斯加举行，双方开场充满火药味的那一幕成为许多媒体的头条新闻。

此外，在过去的一年里，与美国的一系列鲜明对比提升了中国的信心。中美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方面的表现，孰优孰劣已在数据上见分晓。在累计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数方面，美国目前仍是世界第一。近年来，美国源源不断地爆发大规模枪击事件、警察暴行和城市骚乱——这种程度的混乱和暴力在中国是不存在的。1月6日暴徒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他们试图推翻特朗普败选的结果。这一事件凸显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高度不稳定——特别是与中国制度的有序和可预测性相比。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种族和族群分裂以及经济停滞都是当前国际媒体包括中国媒体频频提到的话题。人们还注意到，冷战后许多效仿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态势并不好。基于上述原因，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觉得完全有理由以一种自信、甚至是敢于藐视对方的必胜信念，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对美疑虑为何上升？

在中国最近对美国强硬态度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更加久远的根源。在不少中国人眼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直是对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其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历史因素对中国民众的重要性，对他们关于华盛顿的看法有多么大的影响。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美国为了遏制和孤立中国，中美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由此中断。不久之后，中国就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作战。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注意到，美国及其盟友支持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反共叛乱。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防范西方颠覆，防止向西方式资本主义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和平演变”，继续成为中国的一个首要任务。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转型，并带来中美关系升温。到80年代，两国间的商业活动和民间联系蓬勃发展。然而，更紧密的关系也让中国人怀疑美国人有意在中国内部播下异议的种子，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证实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担忧。

美国对其眼中“中国潜在不稳定地区”的干涉，尤令中国愤怒。美国在涉疆涉藏涉港议题上的相关政策及对中国展开的各种抹黑和攻击，是中国对美疑虑的另一个长期根源。

最后，没有别的议题比美国对台湾的定位更能牵动中国的对美疑虑。几十年来，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总体来说起到了在台湾问题上管控分歧、预防中美冲突的预期效果。但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的险兆事件时有发生，一个中国政策缓和紧张的效用正在逐渐减弱。尤其是，近年来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开始突破原有底线。

在北京看来，美国所有这些煽动分歧和扰乱中国的企图，是美“西化”和“分化”中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以此阻止中国成为强盛国家。

对于那些被认为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行为，中国的反应不限于愤怒的口头抗议。反制措施包括，制裁那些被中方认为正在从事反华活动的美国官员、机构和个人。而对美国干涉中国事务的警惕，部分塑造了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全面、长期的战略。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晰：中国不会被吓倒。

两个秩序，两大现实

中美关系围绕两个秩序展开：中国维持的国内秩序与美国企图领导和维持的国际秩序。从2018年开始至今，中美关系螺旋下降。在此之前，华盛顿和北京一直维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美国不公开试图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作为回应，中国不蓄意削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在这个相互理解的框架下，两国商业和人文交流逐渐扩展，并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另外，中美两国在各种全球问题上开始协调与合作，例如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气候变化。然而，随着美国看似要下决心削弱中国，以及他们认为中国有意在更广泛的领域挑战美国对国际机制的领导权和西方价值观，当前中美之间这种默契已不复存在。

为了避免冲突，中美需要接受两个基本现实。第一个现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巨大威望，中共权力根基不可动摇。尽管在国内仍存在一些挑战，如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以及有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共产党的领导无法撼动。迫使中国改变其政治体制的外部压力是无效的，甚至还可能促进国内团结并激起反西方情绪。第二个现实是，在塑造全球秩序方面，当下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行为体。美国面临的问题显而易见：种族矛盾尖锐，政治极化，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同盟被削弱。然而美国的实力源自其多元性、创新文化和公民社会的韧性，这些因素并未改变。

有鉴于此，中美两国应遵循中方长期以来提出的“相互尊重”的路径。中美两国将继续在很多领域竞争，但应避免在谁能更严厉地指责对方和谁能生产最具杀伤性的武器这些领域竞争。

为了防止竞争演变为灾难，需要特别关注两个议题。第一个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被视为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美国则从国际承诺和安全利益的角度看待台湾。然而，在此问题上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维持和平。如果华盛顿坚持其一个中国政策，不公开支持台湾独立，北京将很可能继续寻求和平统一台湾，除非台湾当局触发大陆《反分裂国家法》中的一些条款迫使大陆动武。

第二个重要议题是中美经济竞争。这个议题所造成的问题范围更加广泛，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在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之前，美方对他们认为的“中方的不公平贸易和技术政策”抱怨越来越大。然而，中美这两个经济体的相互捆绑已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经济和技术“脱钩”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和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当前，北京正强调经济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与此同时，华盛顿正忙于应付其正在抬头的民粹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在特朗普那里的体现是“美国优先”，在现在的拜登政府那里的部分体现是“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中美两国正加紧提升自身经济竞争力并谋求相对优势。

中国应加快改革，从而获得更多的外贸、投资和专业技术，这也是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加强国内生产和消费会鼓励外资更大程度地融入中国工业供应链和消费市场，进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拥抱国际经济融合，反过来会巩固中国国内秩序，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提高中国政府的声望。中国会遵守（或适应）那些从长远来看有益于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国际规则。对美国而言，则应该对捍卫现有秩序的可能后果进行反思。真正的自由主义秩序应更加包容，能够顾及非西方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同华盛顿共享价值观的伙伴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干涉阿富汗和中东的失败案例，应是美国认知其权力局限的一副清醒剂。

如果中美不能管控好彼此之间的竞争，整个世界将面临分裂、动荡和冲突。打造相互尊重的第一步，是尝试理解中美互疑的根源。（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因篇幅所限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