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美国智库正掉入政治化陷阱

近日，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华主要鹰派人物借智库成员的身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炒作“要对中国展开调查”。例如，已经加入胡佛研究所的前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8日宣称，“鉴于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的可能性高于自然起源”，建议美国国会成立一个跨党派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在此之前，已加入哈德逊研究所的反华学者余茂春与该所其他4位智库成员炮制出《在病毒溯源上对付中国》的建议。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是，美国一些智库正在掉入偏激的政治化陷阱。

智库在人们的心目中，通常是一个为国家内外政策殚精竭虑并提出自己政策主张的研究机构。按理说，智库工作应该是出于国家长远利益而非政党私心。然而，在多如牛毛的美国智库中，却已经出现了一种现象，即智库的政治化。不少智库蜕变成为了某一种意识形态甚至特定利益的代言人，智库由此发生了异化。前面提到的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如此。

2020年大选特朗普落败后，另谋职业的蓬佩奥和余茂春都成为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再加上此前早已在此供职的白邦瑞，以及辞去职务后加盟该所的原特朗普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纳迪亚·谢德洛等，哈德逊研究所已经俨然成为美国右翼势力的大本营。这个研究所原本是由赫尔曼·卡恩于1961年创立的，因位于纽约州哈德逊河边而得名。卡恩是一位知名的未来学家和战略学家，在另立门户前曾供职于兰德公司若干年，写出过一本厚达652页的著作《论热核战争》，该书以美苏冷战为背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战争而出谋划策。在卡恩主政下，哈德逊研究所侧重研究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

平心而论，当初哈德逊研究所做出过不少严肃的公共政策研究工作。资深的哈佛研究员、笔者的朋友威廉·奥弗霍尔特上世纪70年代曾在该所工作，与卡恩做过同事。奥弗霍尔特在研究所的第一份专业性咨询报告，是在尼克松中国之行前为基辛格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完成一项关于中国的紧急研究任务。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在信守诺言方面的记录至少跟美国一样好。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后来，奥氏于1993年出版了《中国的崛起——经济改革正在如何造就一个新的超级强国》，成为国际上最早论述中国崛起的一本书。为该书作序的是傅高义，序中专门提及奥氏在哈德逊研究所与卡恩等共事的经历，称卡恩从经济学、技术和文化的角度看待真理，敢于面对后果，而不论这些后果向常规的思维提出了多大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德逊研究所还做过不少别的研究工作，但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异”。比如该所聘任白邦瑞负责其“中国战略中心”，白于2015年出版《百年马拉松》一书。该书以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为副标题，立论极为偏颇，描绘了一幅很大程度上基于想象、颇为扭曲的关于所谓中国“秘密战略”的画面，很不靠谱，被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批为相关政策“摇摇晃晃的基础”。然而正是此人，却成为特朗普当政时白宫的中国事务顾问，被捧为“顶尖”专家。时任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到哈德逊研究所发表备受关注的对华政策演讲时，还提及他的名字，也可见偏颇之严重。

如此一来，哈德逊研究所作为一家智库的工作就发生了极大的偏向，变成了美国特定政治势力的“宠儿”。它确立了自己在政治光谱中右端的特定政治立场，以及较为极端的政策主张。其带来的结果是，该所已经绝不是自己的册子所宣称的“非党派（non-partisan）的政策研究组织”了，而成了极度政治化的政策推销型“智库”。这一变化清晰地反映在它新近聘任的人员上。不能不说，由于严重的政治化，导致当前哈德逊研究所的工作大大偏离了过去相对比较严肃客观的性质，而呈现出偏于一端、政治先行、罔顾事实及信口开河的形象，严重背离了该所作为一家严肃智库的初心。

美国不少智库如今呈现出严重的政治化，究其原因，多半源自美国政治的日趋两极化。政治光谱两端力量各自的观点和立场趋向强化，而不是趋向相互吸收并走近，两端之间也因此比过去更难以达成妥协。两大政党各有其支持者和金主，这些支持者和金主分别从资金上资助思想趣味接近的智库。对智库来说，筹资是其“生命线”，是其生存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一般都巴不得有人捐助，但捐助者常常有其政治目的。于是，金主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解囊，智库接受捐助必然要考虑捐资者的政治倾向和期望，二者相结合，推动了美国智库的政治化。而在光谱的右端有哈德逊研究所，在光谱的左端则有美国进步中心以及在民主党金主支持下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各自使出浑身解数，以便打赢所谓“思想战”。如此一来，美国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特定立场的政策推销型智库，使得不少智库在“变味”。

智库的政治化反过来又跟美国政治的极化相互激荡。政治的极化把智库推向政治化，智库的政治化又强化了政治主张的各执一端，使得处于光谱中间、不那么政治化的智库日益难立足。两大政党各有与其“对应”的智库，一旦掌权，人员也从这些智库流入政府，其主张也相应地进入政策过程。政治化和党派化的结果，是政治和政策较之过去更偏向极端。过去若是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两党可能会迅速搁置分歧合力救灾，而现在却是救灾政治化、抗疫也政治化，其产生的弊端正日益呈现在人们面前。

通过上述现象可知美国政治已出现某种“退化”，而这种退化，也让美国智库掉入陷阱之中逐渐失去其客观性和严肃性。（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