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新兴”国际关系与未来韩中合作
【韩】 李洛渊
从做一个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与国际社会接轨并提出构建和谐世界，到提出推动国际社会一体化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外交正在“进化”。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中国正倡导世界化、开放化、多极化。我作为前任韩国国务总理和前任执政党党首，一直以来都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和韩中关系的未来非常关注。因此，为了推动“未来指向型”韩中合作，我想分享几点看法。
一是新型国际关系也可被视为“新兴”国际关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看到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些弱肉强食、自谋生路等消极现象。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急需一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我希望，各国至少要构建一种相互尊重、共创美好新生活的“新兴”国际关系。
我认为，“新兴”国际关系中，非洲传统思想“乌班图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寓意“有你才有我，有我才有你”的乌班图精神与中国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推进方向。我担任韩国国务总理期间，曾访问过25个国家。当时，我深刻体会到照顾国际社会上的邻居，以及不分彼此、为我们所有人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性。
2020年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韩国影片《寄生虫》对两极化问题做出了描绘。这不仅仅指韩国国内，国际社会也存在严重的两极化现象。国际社会除了既存的经济发展两极化问题，现在还出现了防疫成功与防疫成效不佳的差别。因此，旨在摆脱疾病、提供最基本民生保障的的人道主义援助变得非常必要。为了实践“国际利他主义”，我们都应为“国际共同体”力所能及地出一份力。
二是“新兴”中美关系应有“新格调”。过去四年，虽然中美关系看似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双重陷阱之中，但我并不认同这是“中美新冷战”。美苏冷战是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的完全对立，而中美关系却是全球化背景下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相比于“新冷战”，“新竞争”一词才更加贴切。拜登执政之后，虽然中美两国仍会存在很多竞争，但合作空间也不少。中美竞争只是历史长河中经常出现的大国竞争而已，是国家立场差异和欠缺互信的问题，并非文明冲突。我期待中美两国能构建信念与信任得以调和的双边关系，为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三是树立“实践指向型”的韩中关系。“新兴”韩中关系的内涵指的不仅是求同存异，更应是一种消除分歧、聚同化异的关系，即便出现矛盾或误解，也能通过对话与沟通，解决问题。韩中两国是战略合作伙伴，要将战略性合作付之实质性实践才行。
首先，在构建安全环境领域开展战略合作。朝鲜在朝核问题上如何合作，将影响东北亚的和平稳定。朝鲜半岛无核化，对朝韩双方以及对中国的安定繁荣都有着重要意义。我们深知中国在此期间为半岛无核化所做的努力，今后中韩两国也应通过更大的共同努力，来解决面临的问题。此外，韩中两国今后还可在保障东北亚和平稳定方面共同努力，超越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的范畴，共促朝鲜半岛繁荣进程，并为此创造机遇。
其次，在构建经济发展环境领域开展战略合作。韩中两国应在可持续的经济合作以及合理的、一揽子的合作协议基础上，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双循环”如能与对韩经济合作形成互动，那就更好不过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第四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数字经济转型正在加速进行，韩中两国可就如何促进线上产业的发展进行更具深度的探讨。
最后，在改善民生领域开展战略合作。这不仅指教育、文化、福利、医疗等两国国内民生问题，还包括防疫、防范自然灾害、打击犯罪、环保等跨越国境的问题。两国可就此开展合作。尤其是防疫合作，两国可从构建“东北亚生命共同体”的层面着手，以在朝核问题之外的其他领域，拓宽韩中合作范围，为双边合作增强源动力。
韩中两国前些年曾因“萨德”问题而使双边关系受到了一些影响，但现在两国政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得以恢复。不过，民间感情的修复与沟通尚需时日。也正因如此，两国的民间沟通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韩中两国应改善民众对彼此的认知，并加强人文交流。2022年是韩中建交30周年，韩中两国政府为共绘未来发展蓝图，以此为契机成立了“韩中关系未来发展委员会”。为了发展两国关系，使双边关系实现新的飞跃，韩中两国一定要积极利用好这个委员会。
幸运的是，韩中两国曾克服过很多难题。例如，去年两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曾相互支援防疫物资，为两国急需往来的商务人士开通快捷通道，鼓励彼此，为对方加油呐喊。我与习近平主席201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见面时的场景，至今还记忆犹新。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020年访问韩国时，我向他送去了“唯天下至诚为能化”的欢迎信。王毅部长当时回信道“以道相交者, 天荒而地老”。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之时，很多事都可以做成功。我期待韩中两国为了“新兴”国际关系和朝鲜半岛繁荣进程，今后能做出更多作为。（作者是前任韩国国务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