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璧：全球气候外交中的大国角力

进入21世纪，气候变化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也占据着世界外交的中心视野。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近期更是围绕这个议题动作不断，以或软或硬的方式推动其他国家更新减排目标。这一系列举动背后有着环境、政治和经济等多重考量。

首先当然是环境因素。在气变问题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发达国家虽在治理资源和能力方面占据优势，但要避免被裹挟进气候危机，它们也须促使各国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统一阵线”。这实际也是在自救。

政治方面，气候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争夺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议程制定权、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遏制”的重要战场。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议题上，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以及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中国”，是决定气候公约进程的三支主要政治力量。其中，欧盟和伞形国家集团都在力争成为气候议程的设置者和未来合作框架的塑造者。而双方在制度性话语权上的差异，既取决于它们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取决于各自在气候治理上的政策取向，这也就是双方在减排目标上“不甘人后”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基本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目前以“奢侈性碳排放”为主。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仍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以“生存性碳排放”为主，两者的碳排放性质有着根本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持续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很大程度上是为保持工业化优势和领先地位，限制新兴大国的发展空间，打压战略竞争者。

经济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大做“气候”文章，也有借机巩固自身经济优势、拉开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的考虑。

首先，这些国家对内利用能源清洁化、节约化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依托自身技术优势建立各种国际标准体系，实现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技术垄断。

其次，根据《巴黎协定》，2020年—2025年发达国家每年负责动员至少1000亿美元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在能源结构和工业化技术上的转型升级。但到目前为止，相关援助资金到位比例不高，且多附有各种援助条件。这些附加条件使发达国家在打开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市场的同时，附带输出了“富国制造”的减排设备和技术，利润前景相当可观。

第三，发达国家还通过设立碳关税、碳排放限额和碳交易机制等打造气候金融体系，这不仅有助于发达国家维持现有优势地位，还有利于将现有“美元—石油”金融体系拓展为“美元—石油—碳”体系，赚取更多额外利益。

随着国际力量消长变化，世界气候外交的多边主义特征愈发明显。2021年国际社会已经围绕气变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磋商，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将于11月举行。虽然谈判结果尚未可知，但作为削减世界碳排放总量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力量，美欧中英四方的博弈还将继续。

美国已将气候议题作为重塑国际形象的重要公关契机，同时还想借此促进美国经济回暖。前任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就是希望通过发展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工业，扩大就业。而拜登则希望借由新的减排目标推动清洁能源革命，为美国创造1000万个工作岗位。可见，拜登把气候议题视为一个内外联动的抓手，既能带动美国经济复苏，又能确保美国继续独占新科技鳌头，并让美国在未来世界气候变化合作中重获领导地位。另外，已经以及即将举行的一系列气候会议还是拜登打造个人政治形象以及向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施压的重要场所。

至于拜登“气候新政”的实施成效，对内要看其任期第一年的500亿美元投资能否创造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对外则要看拜登能否切实履行美国在千亿气候援助资金中的出资份额，以及能否引领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阵营就平衡历史排放、补偿人均排放等问题的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虽有美国觊觎，但欧盟方面不愿将应对全球变暖斗争的领导地位拱手让人。2019年底欧委会公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欧洲绿色协议”，提出到2050年将欧洲建成全球首个“碳中和”地区，这一协议充分体现了欧盟希望借发展转型抢占“绿色竞赛”先机的政治雄心。

具体而言，欧盟从三方面对美国进行了“阻击”。一是2020年底将2030减排目标从此前的40%提高到55%。二是在因特朗普毁约受伤后，欧洲国家转向中国谋求在气候议题上的共识。三是在美方发起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举办前一天，欧盟发布《可持续金融分类授权法案》。这被认为是帮助金融体系将资本转向低碳经济的最大进步之一，预计将有助于缩小《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气候行动与实体经济投资之间的差距。欧盟官员称，“这项协议加强了我们在全球作为应对气候危机斗争领导者的地位。”

欧盟在气候外交上的博弈成果，一方面要看欧盟各成员国能否始终保持路线、立场和行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要看在美国挑战下，欧盟能否在一系列气候会议上继续保有“意见领袖”和“行动先驱”地位。

英国则把减排作为脱欧后实施“全球英国”战略的重要途径。去年12月英国政府将2030年减排计划设定为较1999年减少2/3，今年4月又更新为2035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78%。英国如此高调设定减排计划，既有迎合美国的成分，也想借此展现“大国”形象，希望其他国家效仿。

西方国家在气变领域投入越来越多政治考量，中国则始终坚持“有担当、不盲从、重实干、广合作”的立场和态度。面对控制全球升温的紧迫任务，国际社会各方应抛弃杂念共同努力，推动《巴黎协定》目标得到有效实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各自贡献。（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