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永恒：“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

近年来，舆论围绕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批判越来越多。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撰写的“博士培养正沦为‘庞氏骗局’”是新近引起不少国内学者共鸣的一篇文章，阿伯特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却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现代学术体系已成为一个“庞氏骗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对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过去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在已有的话语体系中，通过素材的

“编辑”，加上个人的体验与感悟来形成成果。自然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引入以后，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改变。其核心就是尊重学术界公认的研究范式，注重研究变量的控制和数据采集，尤其看重统计方法的应用，通过量化的统计分析得出确定的结果。

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研究方法规范，具有了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可控制性、可重复性。第二，数据收集、量化分析，尤其是像经济学那样搞出数学模型，让研究的结果显得精致，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确定性和科学性，减少了研究过程以及相关成果表述的随意性。第三，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由于有相对标准化的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范式使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具有了可交流性。研究路线设计、大数据收集、结构方程、回归分析、双盲实验、统计处理等等，越来越成为公认的学术话语。无可否认，在自然科学精神的影响下，随着科学方法的运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出了很多成果，也显示出了“科学”的样子。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像自然科学，也引发了人们的一些担忧。第一，“方法中心”的态势居高临下。看一个研究成果的价值，首先看它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有没有控制变量、采集数据，是否形成统计分析报告，而“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反而变成了次要的东西。包括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看他们的研究成果，首先就是看方法和设计思路。方法当然重要，但这种方法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导致一些研究成果内容空洞，目中无人。有方法，但缺少问题意识；有技巧与清楚的研究路径，但研究问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淡漠，研究的真正意义被削弱了。

第二，科学主义有可能让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失真”。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内容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情境性、可变性以及研究条件的非可控性等，这些特性恰好是社会科学本身应有的“灵性”。方法中心、统计分析、模型建构可能适应社会科学某种特定的研究领域和范畴，但也可能把研究引入歧途。如果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把重要的事实、材料、数据、解决的方案还原成平均数、中位数、标准差……它还有社会科学本身的特点吗？还有“人文性”吗？

第三，科学中心主义导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轻视。科学中心主义者容易看到社会科学中“不科学”的地方。缺少精确的方法，没有清晰稳定的研究范式，研究不具可重复性等，都是其批评的理由。本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解决我们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重要领域，它们研究的使命不同，解决的问题不同，所采用的方法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科学中心主义往往导致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轻视，也削弱了学校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

社会科学要有“科学”的样子，但也应有自己的使命感，有清晰的研究领域与问题，尤其不应该丢掉人文精神。

何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第一，对人的关心，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这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问题。问题比方法重要，使命比“建模”重要，是问题与使命让“方法”显示出独特的价值，而不是相反。有了这样的价值取向，也许我们就能更加冷静地看待研究方法的取舍，不被方法中心主义所支配。社会科学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人以及人类社会，在这样的视野下来选择科学研究的方法，才是社会科学中应有的人文精神。

第二，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承载它的文化。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例如中国中西部文化差异较大，同时也都受到外来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教育和扶贫问题研究的思路、范式、方法上要遵循不同的文化特点，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把研究条件和内容控制得那么“纯粹”。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自己的“情商”。研究者个人的生活经验、感悟和创新精神，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的共命运感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看了《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你能感受到其中研究成果的科学精神：注重史料、收集数据，基于证据的客观冷静的描述，尽量避免评论性的话语以减少主观色彩，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体现西方科学精神的学术范式。但这些著作会给你留下一种“冰凉”的感觉。这些“外来”作者，大都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更没有同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对话”，有“智商”，缺“情商”。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研究领域上虽有分工，但都有共同使命。自然科学在坚守科学主义的时候，需要一种人文精神；社会科学在体现人文精神的时候，也要学习科学精神。过度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精神，甚至把某些研究范式与方法当成一种僵化的教条，就会让研究失去应有的情商，导致文化视野的空洞，从而失去社会科学研究本该具有的创造性；但社会科学研究过度强调人文性，又可能让研究失去应有的客观性、规范性和精准性，从而带有太多的主观色彩。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如何平衡，恐怕永远是一个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也许并不需要精确的结论，而是处理好这两种精神的价值导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应该相互交融与尊重。任何文理相轻的价值观以及因自然科学成就而贬低社会科学的现象都是错误的。（作者是四川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