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频繁“换将”:经营业绩压力日益增大

证券时报记者 杜晓彤

去年监管政策收紧背景下，民营银行普遍面临互联网存、贷款业务受限难题，此时上任的新行长们肩头担子更显沉重。

日前，天津金城银行官网公告称，经该行董事会决议，聘任温树海担任该行行长。这也意味着这家民营银行的行长之位空缺三年多后，得以补齐。

证券时报·券商中国记者获悉，民营银行与传统银行截然不同的展业模式和股东结构导致的不少高管出现“水土不服”，加之市场化招聘方式等共同造成了该类银行频繁“换帅”的现状。而去年以来的监管政策收紧，更进一步加大了民营银行行长们的经营压力。

“流水的行长”

“铁打的民营银行，流水的行长”，这句戏言在业内流传已久。自2015年首家民营银行开业以来，频繁“换将”问题就一直存在。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9家民营银行开业，其中多达15家银行开业后出现董事长或行长人选变动。

以辽宁振兴银行为例，该行新任行长王峰的任职资格刚刚获批。据了解，王峰已是该行开业三年多以来的第三任行长，该行前两任行长均在任职短短一年后提出离职。

另一家同样开业三年更换三任行长的民营银行是中关村银行。2017年10月，中关村银行公告显示，首任行长王萌因个人原因辞去执行董事和行长职务，在任时间仅3个多月。第二任行长肖瑞彦自2019年4月到任，短短9个月便提出辞职。现任行长杨新军任职资格已于去年9月获批，此前担任中关村银行副行长。

任职不到一年即“闪退”的民营银行行长并不少见。例如微众银行原行长曹彤加入该行仅10个月，吉林亿联银行原行长戴兵履任也不足11个月。

渤海银行上海分行风控人士李悦告诉记者，民营银行高管层的高流动性基本已成为行业常态，多是因为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水土不服”而自行提出辞职。

“民营银行成立初始阶段，高管层多来源于传统银行或监管机构，原有企业文化及工作风格不一定与当时民营初创企业的需求契合，加之民营银行行领导多来源于多家银行，从国有、股份制、城商行到农商行，不同文化间交流会有一定摩擦。”他解释。

此外，民营银行股东多来自实体行业，与传统银行存在明显差异，这也导致在传统银行鲜少出现的高管频繁辞职现象，在民营银行里成为常态。“民营股东更偏重并急于见到投资回报，而银行业的回报期要晚于实体行业，经济大势偏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李悦表示。

业绩分化明显

频繁“换将”引发的另一个担忧是对银行业绩可持续性的影响。李广子认为，频繁的行长变更对银行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不利于经营战略执行的连续性，特别是涉及银行长远发展的一些战略性转型任务。

记者梳理2020年民营银行业绩数据发现，受疫情冲击、监管政策收紧等因素影响，行业内部分化加剧，头部银行优势明显。

具体而言，营收、净利润均排在首位的微众银行遥遥领先，网商银行位列第二，两家银行2020年实现净利润均超10亿，分别为49.57亿元、12.86亿元，位列第三的新网银行实现净利润7.06亿元，被前两家银行甩开一段距离。

另有2家民营银行出现“缩表”，并出现营收、净利润“双降”。其中，天津金城银行2020年总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16.5%、21.5%、74.5%；新网银行2020年总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同比下滑8.1%、12.1%、37.7%。同时，上海华瑞银行、重庆富民银行和温州民商银行三家民营银行的净利润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金城银行方面向记者表示，业绩下滑除了受到疫情因素影响外，也是该行为战略转型做准备，主动调整业务结构产生的结果。

疫情冲击下，民营银行资产质量承压，也是导致去年利润空间缩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至少连续两年披露不良贷款率的13家民营银行中，仅有2家去年底不良率较上年末下降，其余11家均出现不良贷款率上升。其中，福建华通银行不良率上升最快，较上年末增加1.56个百分点至1.63%。去年以前，民营银行由于开业时间尚短，不良贷款率普遍低于1%。

此外，去年以来，监管部门发布互联网存款、联合贷款相关政策，部分民营银行通过互联网渠道异地揽存、揽贷的空间被迫压降，业绩增长受到影响，而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等定位为互联网银行的民营银行受到影响较小，这也将进一步加剧民营银行内部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