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董一凡：经济复苏差异埋下美欧分歧伏笔

美国总统拜登执政以来试图通过重新强调民主价值观、重新巩固同盟务实关系、重新恢复多边合作等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美欧似乎重新走近，双方在地缘政治、价值观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协调明显提升。

对于拜登政府推动美国对外政策部分“去特朗普化”，欧洲不无期待，认为新冠疫情、经济衰退、气候变化、技术竞争、中国崛起等都是美欧应当共同面对的“挑战”。一些人认为拜登执政有望改善美欧经贸关系，重振双方在多边主义和国际机制领域的合作，有欧洲媒体甚至称拜登为近一个时代以来“最具有大西洋主义精神的总统”。拜登执政之初就参加了以欧洲盟友为主体的七国集团领导人线上峰会以及慕尼黑安全会议视频峰会，6月还将其海外首访选定欧洲，将对欧外交视为重塑同盟关系的重中之重。

美欧经贸关系的缓和同样引人注目。近期，欧盟将开始与拜登政府就取消美国对欧施加的钢铁关税进行谈判，欧盟也同意推迟原定6月1日生效的对美国威士忌、摩托车、船只和其他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美欧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展开正式磋商，以解决困扰全球钢铁和铝行业的问题，并同意为解决导致关税的争端“开辟一条道路”。双方这一举动不仅是为拜登之后的访欧营造良好氛围，也有望终结特朗普时代美国对欧发起的关税战，为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增添新动力。

但在“特朗普主义”余波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的背景下，美欧经济竞争不会彻底消失，而是以新的维度和面貌出现。有西班牙学者认为，美欧就经济复苏的公共开支计划力度和速度都令人惊叹，拜登政府提出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和复苏计划以及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加之特朗普时期提出的1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美国经济复苏注入的资金将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救助和复苏计划规模的数倍。同时，美国此次的救助计划极具“国家主导”色彩，包括面向个人和家庭的直接财政援助，以及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向基础设施领域最大规模的政府直接投资，而且这些政策明显受到美国国内社会经济诉求和党派政治博弈的双重影响。

相对而言，欧盟的经济复苏计划更多受到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产业扶植思维的影响。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紧急援助计划中，相当部分资金是给予企业的“就业补助”，即补助企业在疫情期间开工不足情况下仍向员工发放部分薪水，以此“保住”就业岗位，这体现了欧洲经济模式中重就业、稳社会的传统。同时，欧盟认为经济复苏计划不是单纯靠“输血”来提振内需和通胀等，更将相关公共财政扩张与经济模式、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因此，欧盟提出的7500亿欧元“下一代欧盟”复苏计划与欧盟经济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紧密联系，大量资金直接支持气候和数字相关项目与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芯片、氢能、人工智能、电池等新兴领域。

美欧在经济复苏政策上的差异，可能造成两方面的分歧。一方面，美国的刺激政策中虽然也有对能源转型、科研创新等方面的支持，但大部分资金仍属“直升机撒钱”，最终主要刺激的是国内消费，难以触动美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美国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意味着美国海量国债增发，进而会对全球资金流动造成巨大虹吸效应，使美国重回依靠美元霸权吸血世界的老路，也给欧盟融资成本和欧元维护其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美国公共财政资金刺激国内消费市场，却很有可能重新推高美国海外贸易逆差，拜登政府任内虽然不太可能对欧采取新的单边主义贸易措施，但未来的美国政府很可能在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推动下，重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

另一方面，欧洲将数字化、绿色化与经济复苏结合，也将意味着其希望在新兴产业中打造更强的竞争优势以及产业链自主性，以后势必导致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在技术、市场份额、关键原材料等方面出现竞争。而美国在拜登政府任内也发布了保证关键供应链和芯片等产业发展能力的政策规划，并且更多的是希望盟国能够听命于自己、打造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供应链与产业体系，从而能使美国保证技术、原料、中间产品“安全供应”，牢牢掌控关键环节。但美方的这种政策规划与欧盟“战略自主”理念南辕北辙，将限制美欧在相关领域的合作程度。

在相关产业的规则领域，双方博弈将更为复杂。在数字经济领域，欧盟主张严格监管数字企业，欧委会针对运营网络平台的“数字守门人”已经提出《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两项草案。欧盟这么做的重要动力，就是认为欧洲在这一领域已远远落后于美国，欧盟需要设定对自己有利的竞争规则以便让欧洲企业赶上，因而主张推进大规模的产业政策。如果拜登政府传递与欧盟降低贸易摩擦、加强协调的信号，欧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软化监管立场，但如果疫情复苏艰难，欧盟还是会设法限制美国科技企业。在绿色低碳领域，欧盟力主的“碳边界税”已遭美方警告，而绿色金融等领域的规则之争也将更趋激烈。

因此，美欧从经济到地缘政治的“道路分歧”不会随着拜登政府对欧政策调整而被彻底扭转，拜登政府也不足以让欧洲放弃“战略自主”的目标。虽然欧洲依然将美国视为不可或缺的盟友，但欧洲心知肚明，与美国的关系已经步入“该合作时合作、该竞争时竞争”的新阶段，“竞争性伙伴”的定义或许更适合当前的跨大西洋关系。（作者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欧洲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