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增伟：疗治新冠“后遗症”需综合施策

近期，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反复，特别是印度疫情失控，令人揪心。不得不说，疫情的影响远远没有结束，它所造成的经济、社会、政治层面的缺损或功能性障碍无法被忽视。而且，疫情作为一种流行病症，仅仅控制住是不够的，治愈才是根本目标。因此，治疗和治愈疫情“后遗症”就成为控制病情后的必经之路，也成为摆在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课题。

首先，后疫情时代各国呈现分化式复苏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报告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6.0%。但分国别和地区来看，呈现四种不同的复苏态势。第一种也是情况最好的是中国。IMF预计，2021年中国将实现8.4%的增长。第二种是2020年出现明显下降但2021年能够恢复到2019年产出水平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第三种是2020年出现了明显下降、2021年能够恢复增长但仍然难以达到2019年产出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欧元区大多数国家及日本、加拿大、巴西等国。第四种是2020年出现了明显下降、2022年也难以恢复增长到2019年产出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及英国、墨西哥、南非等国。

第二个领域是产业的分化，这体现为几个方面。一是传统行业的衰落与新兴行业的兴起。在此次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制造行业是汽车和纺织，受冲击很小且很快得到恢复的是电子行业。疫情促进了一大批新兴行业和企业的诞生，如医疗行业的预防性医疗和互联网医疗、外卖服务、机器人零接触服务员等新兴产品、服务和行业，加速了新旧产业的更替。二是产业发展的需求导向更为显著。一个产业要想在后疫情时代站稳脚跟，并且迅速实现复苏，需要站在需求方面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制定相关发展战略。三是政府扶持与刺激计划较以前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尤其适用于传统产业。一旦政府的扶持缩减，传统产业可能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

第三个领域是贫富之间的分化。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去年底的一份报告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即超级富豪在疫情中所损失的收入都通过较低税额的资本收益形式被出售、收购，以这种方式超级富豪所赚取的利润大大超过了其损失。这一新的贫富差距被低估了。而其他研究也表明，西方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政府计划没有对缩小贫富差距作出贡献，反而使得富人成为主要受益者。

其次，各国应对疫情不同做法，是影响复苏态势的重要因素。从中美对比来看，2020年我国财政赤字为3.76万亿元，赤字率为3.7%。而美国2020年的财政赤字为3.13万亿美元，赤字率达到15%左右。即使把我国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考虑在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也比美国低很多。从货币政策来看，我国央行基础货币供应量从2019年底到2020年底增长了1.9%，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了10.1%；美国基础货币存量从2019年底到2020年8月增长了40%，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4.9%。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快、力度要比美国大？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统筹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采取一揽子措施。除了采取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国内需求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供给侧改革和管理的政策，如疫情防控时各级地方政府针对企业的需要及时疏通物资运输通道，在员工招聘、复工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等等，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多方面的帮扶政策。而美国主要依靠需求刺激政策，尽管需求刺激力度看起来比我国大，但由于供给端反应迟缓，供给与需求耦合比较缓慢，反映在产出恢复上就比较缓慢。

最后，抗击疫情和治疗“后遗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我们知道，各国为抗击疫情纷纷出台了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但从前面的分析看，有些国家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我个人认为，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是在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使得建立在全球分工协作基础上的产业体系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其中也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这就是美国等国出于所谓战略竞争的需要，企图组建美国领导下的战略同盟，有意为全球经贸合作设置障碍。这不仅不利于全球抗击疫情，也不利于疗治疫情“后遗症”。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各种抗疫物资的生产规模在全球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同时中国又有抗击疫情的成功经验。希望国际社会重视中国的作用和良好意愿，同中国加强合作。（作者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本文是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