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欣淳：反歧视，美国华人社会亟须团结

笔者曾跟随纽约的华人聚集在曼哈顿，为反歧视亚裔集会呐喊助威。出国两年，笔者第一次有了身为“少数”的自我认同。

事实上，占世界人口1/5的华人很难对“少数”产生共鸣。哪怕在一个迥然不同的文化里成为少数，庞大的世界华人社会也有足够理由让他们拥有心理上的多数感。此外，乡土观念强烈、追求安定生活的华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经营起一个微观的中国式社会结构，在异域营造出局部性多数的错觉。这种独特的、为乡土感付出的努力，使得大多数华人都生活在一种封闭的次级文化圈里。一方面，这引发华人内部为有限的资源进行存量竞争，阻碍内部团结。另一方面，这严重阻碍华人与外部社会的融合，导致西方始终习惯将华人群体视为“他者”。在社会矛盾发生时，“他者”自然会成为率先被冲击的对象。

在西方男权社会的漫长历史中，对东方的“种族化性别歧视”由来已久。表面看，这是人种与文明的根源性差异导致的异域性好奇与符号化表达；而本质上，是经济的差别使得这种差异演化成歧视：人们倾向于将“文明体”与“经济体”联系起来，经济实力雄厚、有话语权的政权代表的文明，会被认为是强大的、“合理的”文明，反之，则被认为是弱小可欺的文明。当中国崛起撼动了西方文明“合理性”时，“均势”就成为西方遏制中国、在舆论上污名化“亚裔”的一种策略。

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起，均势一直是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政治原则。它不仅在国际关系中存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工人运动的血泪教训历历在目，寡头们不允许劳动阶级团结一致，于是舆论、政治与资本沆瀣一气，不断煽动底层民众的群体性对立情绪，让劳动阶级的白人去仇恨黑人，让黑人去仇恨华人，在底层制造均势，使得阶级之间的矛盾转移到阶级内部，让这个阶级的社会思考与政治努力，耗费在这种恶性内耗中。美国的“民主社会”恰如其分地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出口：“民主选举就是每四年一次的革命。”最终，民众高举大旗欢迎民选的总统、议员，却忘记了正是这些与既得利益阶层紧密捆绑的“民选之人”让他们生活得这么糟。到最后，被引导的“民主”沦为寡头的游戏，资本家与政客们用均势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并大获成功。

在这种均势的逻辑下，华裔不幸成了靶子。中国的经济崛起、“跨越阶级”成为新寡头、破坏均势的行为，让现有的寡头紧张。为了维持现有格局，以美国为首的寡头需要在外交和舆论上对中国进行猛烈打击。通常来说，华人只是“被均势”的一个群体，但在舆论与政府的刻意引导下，华人逐渐成为所有“被均势”的群体所共同仇恨的目标。

仇恨的中止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主动的中止”，即通过对民众的思想教育，使得他们摒弃某种极端主义的思想。第二种是“被动的中止”，即通过立法对仇恨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预先假定，预防极端主义思想化为现实。第一种方法能够治疗根本，但行不通，因为思想教育是由上而下的过程，而消除对华人的仇恨并不是当权者的目标。第二种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立法可以产生于由下到上的、对当权者的选票产生威胁的社会运动。而这种威胁只有在紧密团结成社群、形成足够规模后才能产生。

目前看来，这种社群性的努力在华裔内部是少见的，因为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态度有着巨大分歧，有些人甚至在极力否认、摆脱自己的华人身份。但肤色和种族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在外界眼里，所有亚裔都可能会与“中国”画上等号。只要对中国的舆论攻击不停止，对华人的仇恨也就不会停止；只有中国强大起来，广义的华人才能赢得足够的尊重。这不是我们选择做一名“精神美国人”，就可以置身事外的。

长期来看，华人社会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因为现有的所有话语体系都是西方社会的游戏规则。西方社会并不期待真正的“平权”——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根本不应该存在“少数”与“多数”的分野。“少数”的概念，正是“多数”的精彩创造，好让“少数”在潜意识里接受自己的弱势地位，而“平权”无非是由“多数”所导演的、权利在各个“少数”群体内部的再分配。我们不能心甘情愿地在这种圈套里画地为牢。打破圈套需要漫长的过程，因此，短期来看，我们能做的最有效举措就是团结起来，共同构建一个战线统一的社群，发出一致的声音，改变西方社会对华人“弱小可欺”的刻板印象，并利用这个群体的选票，推动仇恨犯罪立法的形成，逐渐提升华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作者现居纽约，原文发表于公众号“呕哑嘲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