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敏：美国“中国行动计划”还在作恶

上周四，华裔女科学家游晓荣（音译）被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共谋盗窃商业机密罪、经济间谍罪和电信欺诈罪等5项罪名成立。上周三，美国司法部宣布对南伊利诺伊大学华裔数学教授肖明庆（音译）提起诉讼，指控他犯有两项电信欺诈罪和一项虚假陈述罪。这两起案件均被认为与“中国行动计划”有关。

什么是“中国行动计划”？2018年11月，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提出“中国行动计划”，实施至今已两年有余。美方称制定“中国行动计划”的原因在于，“非传统情报搜集人员已经侵入了知识产权领域，包括实验室、大学和国防工业基地的研究人员正在被利用，进行了与美国利益相悖的技术转移”。

因此，美国为“中国行动计划”设定的首要目标就是所谓优先认定盗窃商业秘密和经济间谍案（为了外国政府的利益盗窃商业秘密），并且优先考虑使用司法部的核心工具：刑事调查和起诉。因为学术界的开放传统以及国际交流对思想自由流动的重要性，美司法部认为学术界是美国最脆弱的领域之一，并一直在追求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清查外国影响力的渗透、提高校园威胁的防范意识，一方面起诉没有申报与中国有合作联系的科研人员。对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系统漏洞进行严密审查，深挖科研人员与中国的关系，尤其针对涉华高科技人才挂出了靶心，从大学教授到科研交流人员，都成为美司法部的目标。

从2013年到2016年，美司法部没有任何指控个人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例。然而，自从美司法部祭起“中国行动计划”大旗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它对参加中国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的科研人员，包括美国本土科学家和华裔科学家，已经提起至少23起刑事诉讼，其中5起涉及商业秘密、1起涉及经济间谍。其中大部分案件最后都是以虚假陈述、电信欺诈，甚至虚假纳税申报的罪名宣判的，如哈佛大学利伯案、麻省理工陈刚案，以及爱默里大学李晓江案等。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接受联邦资助项目最多的研究机构。2020年6月披露的调查数据显示，NIH已调查189名科学家，但只有4％（7人）存在知识产权问题，大部分人仅仅是没有及时或准确地披露外国资助信息。这说明美国政府此前宣称“中国的人才计划就是为了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论调完全站不住脚。

但在越来越严厉的政策壁垒和种族标签的打压下，华人学者、科学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一些学者的科研合作被迫戛然中止，随即陷入痛苦漫长的诉讼程序和牢狱之灾。此前陈霞芬和郗小星两位华裔科学家被FBI错误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虽然最终证实了清白，但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声誉已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

4月1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称，目前FBI手中已有2000多项对中国的调查，有1000多起涉及中国“企图窃取”美国技术的案件悬而未决，几乎平均每10小时就开启一个涉华“反间谍”案件……然而，美国司法部4月最新汇总的“中国行动计划”两年来的“成果”展示只有80起案件，其中还包括一起走私野生动物海龟的引渡案，也被计入其中凑数。在过去一年里，联邦检察官对美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名学者提出指控，其中只有3起涉及盗窃商业机密、经济间谍或转让知识产权。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按犯罪类型、部门或地域披露所说的2000起正在进行的调查，我们只有当一个人真被起诉时，才能了解到是否确有其事。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刘易斯在“罪名化中国”一文中指出，美国正在“把‘中国行动计划’作为黏合剂，在这把大伞下过度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把和中国牵强附会扯上关系的人都离谱地抹上犯罪污点”。

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美国国会和国家安全机构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种态度成两党的共识，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迄今为止，拜登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的疫情防控上，并未大幅度修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惩罚性贸易关税、科技禁令等限制措施依然生效，“中国行动计划”仍在执行，且属于诸多正在评估的政策之一。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1月14日发布的《美国政府支持的研究和发展国家安全政策总统备忘录》（NSPM-33）为联邦机构、大学和科学家个人提供了一份指令清单，说明如何在不放弃美国科学开放标志的情况下保护国家安全。该备忘录是特朗普政府“中国行动计划”的尾声，也被视为拜登政府对华科研政策的路线图。

对我国而言，可将美国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存废或缓行作为衡量拜登政府对待中美科技合作环境的一个风向标。2021年美国政府可能会通过国会对该计划进行审查或重新定义，以低调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整修正。我国应抓紧时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建设，为拜登政府和美国主流舆论扭转在知识产权窃取问题上的对华态度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这也是保障我科技创新发展的必经之路，是“做好自己事情”的一部分。进而言之，如果能借势实现对此前某些污名化的澄清，也将有利于扭转美国舆论和民众对华评价趋于负面的状况。（作者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