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欧洲新生代政治人物走上历史舞台

2020年12月，年届94岁高龄、被誉为“欧元之父”和“欧盟宪法之父”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因新冠肺炎并发症去世；2021年9月后，在位长达16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告别政坛。这两件看似关系不大的事情颇具象征意义，或许标志着欧洲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代际更替时期。

欧洲政治“乐观时代”的终结

在德斯坦于上世纪70年代担任总统时，法国内政的主题是“实现政治生活现代化”。降低投票权的年龄限制、堕胎合法化以及允许协议离婚，都是德斯坦的主要政绩，目的是让法国人生活得更加“自由”。在对外事务中，德斯坦的主要贡献是和当时的德国总理施密特一道，在“超国家的强势欧洲和受成员国摆布的弱势欧洲”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并共同倡议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为后来欧元的问世打开了通道，也为后来西欧国家通过展现制度优势和推进一体化而“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

但在默克尔总理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则进入了一个矛盾丛生的时期：在多数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部分国家大麻合法化的欧洲，“政治生活现代化”似乎已走到了尽头。默克尔继承了施密特维系欧洲一体的理想，但却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政治代价，甚至间接导致了她在政誉尚隆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离开。

德斯坦时代的欧洲尽管身处冷战，但内政有资源外交有空间，欧洲政治仍充满想象力和乐观精神。默克尔时代的欧洲尽管收获冷战红利，但内部纷争不断外部危机四伏，欧洲政治尝试变革却拒绝付出代价，弥漫着浓重悲观情绪。从德斯坦到默克尔，可以看作是欧洲一个政治时代的缩影，并以乐观精神的终结画上句号，政治的代际更替已不可避免。

绿党兴起与右翼更右

什么是欧洲政治的未来？欧洲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和民粹主义都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并且通过竞选执政的方式将答案制度化。在传统中间政治的解决方案失效后，近年来各方博弈的结果是，在急需解决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形势下，擅长解决分配问题的传统左翼却日渐式微：德国历史悠久的社会民主党一再受挫，沦落为民意支持率不足30%的第三大党；法国社会党则干脆在选举中溃不成军，左翼政治衰落已经成为欧洲范围内较为普遍的政治现象。

与此同时，传统右翼的政治地盘被极右翼势力不断蚕食，为巩固政治支持，执政的右翼政党被迫接纳更多的极右政治主张，政策更加趋向保守，德国的选择党和法国的勒庞都在扮演着这种驱动政治向右转的角色。

中间政治的破产和传统左翼的衰微，给欧洲“绿色政治”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和机遇。绿色政治以解决“资源环境和代际不平等”为主要诉求，支撑其崛起的主力是德、法、英等欧洲大国的年轻人，并在这些国家成了一种政治时尚和潮流。作为绿色政治的代表，欧洲各国的绿党在政治上更理想，在政策上更激进，已在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以及近年来的德国、法国等国地方议会选举中显示出力量。欧洲政治亟待收拾中间政治破裂的残局并重新塑造左右翼平衡的政治生态，似乎正以绿党兴起、右翼更右的方式来实现这样的代际更替。

转向现实主义外交的欧洲

以德斯坦、施密特为代表的欧洲政治一代亲历过二战和冷战时期，深知战争和动荡是欧洲不可承受之重，因此那个时期的法德对外政策主轴是对话与和解，坚信铸剑为犁、化敌为友的理想也成为欧洲政治能够保持乐观精神的底气。这种具有长期战略考量和深厚历史关照的欧洲外交传统在科尔和希拉克时期得以延续，帮助欧洲有效利用了美苏对抗的缝隙发展经济并推进一体化，为自己赢得了“冷战胜利者”的地位。

但当前欧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则是以“全球化失意者”自居，挫折感和失落感很重。在民粹主义裹挟下，一些欧洲国家将失意的账算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头上。认为由欧美主导的国际规则还是“好的”，但被一些国家“钻了空子”，这种对国际秩序变化的认知充满了分裂和扭曲，政治人物的政策逻辑和言行也因此开始离经叛道。

当欧委会前任主席容克喊出“欧洲不再幼稚”时，欧洲就开始在外交上从乐观转向悲观，让理想向现实妥协。在默克尔执政的多半时间里，德国仍然试图坚持施密特以来的外交传统，主张通过经济发展来应对安全挑战、通过对话而非冲突来解决争端。2010年德国总统科勒就因为说了一句“为保护德国利益（比如通商路线）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而被迫辞职，如果对照一下马斯外长最近有关推动欧盟形成“印太战略”和卡伦鲍尔防长有关要向南海“派遣军舰”的言论，难免要对德国和欧洲开始丧失外交理想主义并向现实主义苟且而唏嘘不止。

如果欧洲认为向外转移矛盾有助于实现相对平稳的代际政治更替，那么时机的把握和对象的选择就尤为重要。从戴高乐到希拉克、从施密特到默克尔，欧洲对外政策其实有着一条战略自主的清晰脉络。坚定地推进内部改革并激发起乐观的外交理想主义，勇敢地去化敌为友而非视友为敌，是欧洲新生代政治家们可以从历史和前辈那里传承到的最宝贵经验。（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