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中：统筹谋划“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发展

原标题：“十四五”：统筹谋划“双碳”目标下绿色转型发展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30·60双碳”目标。“30·60双碳”目标已将能源绿色转型推进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这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重要的机遇，迫切需要系统思考、统筹谋划，努力实现能源革命、能源安全、生态保护、绿色复苏的协同共进。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是传统化石能源资源的消耗，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对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现代能源体系建设等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为能源行业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大力推进能源革命、优化能源结构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必须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

绿色转型使经济复苏摆脱“碳锁定”

当经济发展遭遇危机、经历萧条之后，必然面临复苏路径和政策的选择：一种是重复过去的发展模式和道路，谋求循环型复苏和繁荣；另一种则是转轨转型，谋求创新型复苏和繁荣。回顾世界上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无论是源自经济活动的生产过剩，还是诱发于政治、战争、灾害、金融等外部因素，在推动经济走出萧条、实现复苏过程中，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新型产业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中国不断扩大的改革开放、“金砖国家”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始终乏力。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再工业化战略一度让世界看到了复苏的希望，迅速崛起的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逆势而上，也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但都面临着能源资源过度消耗、气候环境恶化的老大难问题，高碳依赖、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绿色复苏理念应运而生，并很快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引发各国对生态环境、气候变化、公众健康等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坚定了各国政府走绿色转型之路的决心，纷纷提出把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选项。

相比于疫情危机，气候危机对人类与自然系统造成的压力更大。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期正值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期，各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刺激政策，大力实施绿色转型或绿色复苏，既是应对挑战的现实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必须看到，绿色复苏不只限于通常讲的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以及清洁交通、可再生能源等，还包括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金融等诸多领域，并由此形成完整的绿色经济体系。绿色经济体系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绿色发展方式要求摆脱对高消耗、高排放和环境损害的“碳锁定”或“碳依赖”，这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单纯修补，而是对发展方式的革命性改变。

在经济下滑幅度比较大、经济危机对社会造成极大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和公众很容易把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习惯性走上经济刺激的老路子，推动绿色转型面临的阻力会很大。为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一些国家制订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使绿色发展、绿色转型有法可依。同时，大力发展绿色企业、绿色产业、绿色商业、绿色金融等，从根本上降低碳排放强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脱钩”，坚定地推进绿色转型。更为重要的是让绿色文化深入人心，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建设绿色美丽家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后疫情时代各国启动绿色复苏计划

进入后疫情时代，世界既迫切需要提振经济、解决就业，又不能重蹈覆辙。绿色转型或复苏，可以平衡提振经济增长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长期、包容、清洁的转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为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各国应广泛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措施，短期主要是通过投资绿色基础设施提升全球经济活动，中远期则要使经济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全面转向清洁低碳能源。

目前，以绿色经济为核心的刺激方案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特别是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占世界经济的90％，在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提出的绿色经济复苏方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各国发布低碳目标倒逼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截至2020年11月，全球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围绕碳中和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目标和时间表，合计减排量约占全球碳排放的一半，以此倒逼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欧盟还公布了《欧洲气候法》，明确提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主动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超过12亿千瓦以上。

（二）欧洲在源头上实现绿色转型。近年来，欧洲地区的主要银行陆续减少甚至停止对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项目及其经营公司的贷款。目前，欧盟已把绿色协议作为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核心战略，重点支持清洁交通、可再生能源、老旧建筑翻新改造等领域。在支持清洁交通方面，欧盟将通过“连接欧洲设施（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基金向140个重点运输项目注入22亿欧元，陆上通过加强铁路建设完善路网、提高交通运力，海上则通过采用替代燃料及改造港口电力供应等方式，减少停放船舶的碳排放，多管齐下助力欧洲交通业实现脱碳目标。在投资清洁能源方面，德国和法国都加快在氢能领域的发展。其中，德国发布的《国家氢能战略》正式确定了“绿氢”的优先投资地位。法国也启动了一项约70亿欧元的国家氢能战略，预计2030年氢能的装机容量将达到6.5GW。在建筑改造方面，法国宣布将用70亿欧元翻新老旧建筑，以提高学校和市政厅等公共建筑、私人办公楼和私人住宅区的能源效率等。

（三）亚洲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亚洲经济在传统产业上占优势，目前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积极探寻低碳经济发展之路。早在2010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就把主题确定为“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重点探讨亚洲各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途径，寻求亚洲国家走出经济危机，实现绿色复苏的发展模式。亚洲各国多方位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业，用绿色复苏和包容性复苏来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挑战，特别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力求使低碳经济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原动力。显然，只有亚洲实现了绿色复苏，以亚洲经济增长为动力的世界经济复苏才可望成为名副其实的绿色复苏。

（四）中国以绿色转型为契机实现“弯道超车”。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加速期，面临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重大转折。一方面继续瞄准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不放松；另一方面已开始率先创新绿色工业化、绿色现代化，致力于在绿色发展方面实现“弯道超车”，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基本实现”。中国的绿色现代化，以创新绿色要素（特别是绿色能源、绿色技术要素）为基础，加速实现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标，加快构筑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进而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绿色转型是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加快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既是实现气候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绿色复苏的重要引擎。2020年，全球能源供需经受明显冲击，除可再生能源发展保持较快增长外，其他能源品种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在油价大跌使化石能源成本大幅降低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能源政策，加大对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新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使新能源产业实现了逆势增长，出现了光电、风电装机热，电动汽车在销量大增的现象。据初步核算，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比2019年增长2.2％，清洁电力生产比重大幅提高，规模以上工业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一次电力生产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为28.8％，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大幅度提高了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新能源产业发展目标和支持力度。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对促进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以能源转型为牵引带动绿色复苏。2020年6月，国际能源署公布了一项以能源转型为牵引的3万亿美元绿色复苏计划，为后疫情时代世界可持续重建经济提供路线图。这项一揽子计划，主要致力于实现三大目标：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建设更有韧性、更清洁的能源体系。计划提议，为缓解经济萎靡现状，世界各国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每年投入约1万亿美元，用于电力、交通、工业、建筑、燃料以及新兴低碳技术等6个关键领域。其中，电力领域，重点放在碳排放相对较低的风电以及光伏技术领域，同时注重核电以及水电的现代化升级；清洁交通方面，重点放在电动汽车以及高铁等领域；电网建设方面，重点放在电网灵活性以及可再生能源接入电网的比例提高；新兴技术方面，重点关注工业设施的能效提升，电池、氢能、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小型模块化核电等。这项以能源转型为牵引的绿色复苏计划，得到了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

（二）依靠国家力量推动绿色转型。欧盟认为，推进欧洲的清洁能源转型是一项主要由国家和地区政府承担的任务。2020年，欧盟公布了一项7年1.1万亿欧元的中期预算提案，以及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聚焦绿色发展和数字转型，明确提出“复苏计划将化危为机，最终目的不仅要支持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地区经济复苏，而且要面向未来”。由于实现扶持电动汽车的财政税收优惠和限制碳排放政策，2020年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大幅增长，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欧洲车市的最大亮点。欧洲的实践表明，清洁能源转型需要大量投资，但其成本将与当前能源体系相当；清洁能源转型能够增加产值和就业；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和提升能源效率可以提高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能源转型带来的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方面的正面效应，远远超过转型过程增加的成本费用。

（三）把绿色转型全面融入经济增长。2020年年底日本政府发布了“绿色增长战略”，被视为日本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进度表，致力于把低碳转型全面融入经济持续复苏，推动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据估算，到2030年该战略将拉动日本经济增长90万亿日元，到2050年拉动增长190万亿日元。2020年上半年，日本的太阳能、水力、风力、地热、生物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的23.1％，核能发电占比约6％，剩下的约70％都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根据“绿色增长战略”，到2050年，发电量的50％～60％将来自可再生能源。为此，政府将要修改能源基本计划：继续减少火力发电，加快引进可再生能源，最大限度地利用核电。

（四）以可再生能源推进经济多元化。中东地区是全球主要油气生产和供应中心。油气资源国的经济结构普遍单一，对油气产业依赖大，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为减少对传统能源依赖，中东地区多国相继制定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助力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中东地区太阳能、风能资源十分丰富，发展太阳能、风力发电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根据中东地区已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预计到2030年，地区可再生能源（不含水力发电）总发电能力将超过192GW，是2019年的17倍，其中太阳能发电所占比例将占42％以上，风能约占35％。未来中东地区将迎来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高速发展。

加快绿色转型的思考与建议

绿色复苏是一种更合理、更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模式，致力于解决困扰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能源公平、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难题。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能够帮助各国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无论是能源转型还是绿色复苏，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妥善处理好其中的各种协同关系。

（一）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加快绿色转型。能源问题的核心是安全保障，当今世界依然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而二氧化碳排放又主要来自化石能源消费。特别是在中国，煤炭是化石能源消费的主体，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0％以上，能源结构转型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减煤、稳油、增气、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即通过多元化、低碳化、电气化等方式，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转型发展。要继续加大煤炭的清洁化利用，推广先进燃煤发电技术，适度发展煤制油、煤制烯烃产业等；继续加大中国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扩大石油、天然气储备能力和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快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开发利用，有序推动低碳能源对高碳能源的替代、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构建本土化、区域化的可再生能源供应体系，以能源的清洁低碳转型支撑后疫情时代的绿色经济复苏。

（二）多能互补提升利用效益。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协同发展问题，有效实现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实现多能互补需要从能源政策和智能化技术两个层面入手。在能源政策上，应坚持能源结构的清洁低碳化及多元化方向，鼓励按照不同资源条件和用能对象，采取多种能源互相补充，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促进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在智能化技术上，面向终端用户电、热、冷、气等多种用能需求，因地制宜、统筹开发、互补利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建立一体化集成供能基础设施，实现多能协同供应和能源综合梯级利用。同时，发挥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煤炭、天然气等资源组合优势，建立多能互补系统。多能互补不是简单的能源叠加，而是借助能源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按照不同能源品位的高低进行综合互补利用，统筹安排各种能量之间的配合关系与转换使用，以取得最合理的能源利用效果与效益，全面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

（三）发挥绿色金融对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绿色金融是适应绿色发展而诞生的金融服务业务，在推动能源转型、绿色复苏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然，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和绿色转型，只依靠政策推动、政府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向新的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进行有效的投资。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的绿色产业投资需求约2万亿元人民币，而财政资金只能满足10％～15％的投资需求。全球绿色发展的投融资需求在未来10年可能达到数十万亿美元。这些投融资需求除了政策引导外，仍需要整个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支持才能得以满足。绿色金融可通过鼓励绿色投资、抑制污染性投资引导资金更多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优化资源配置。绿色金融持续加大对绿色领域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投入，并以金融力量倒逼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在发挥支持作用的同时，也通过金融引导形成对未来气候、环境风险的预警。

（四）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绿色转型数字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进低碳技术应用和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要求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抢占低碳科技高地将是未来一段时间赢得发展先机的重要基础。中国政府有必要将低碳科技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低碳能源、低碳产品、低碳技术、前沿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碳排放控制管理等开展科技创新。随着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已持续下降，先进储能技术、氢能技术、电气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等正快速发展，一些技术成熟、市场吸引力大的项目，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成为能源转型与绿色复苏协同并进的成功案例。

（五）做好中国能源政策的优化与平衡工作。能源政策在能源转型中起着基础性、导向性作用，直接影响着能源供应和消费方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在“十四五”及未来更长一个时期，中国的能源政策必须适应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深入推进“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立足国情实际和发展阶段，坚持稳健务实、协同灵活的政策导向，推进能源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依然存在着能源管理体制上一些政策相互冲突和矛盾，执行协调难度较大。下一步，要加强政策统筹，增强协调性，形成有效合力。特别要加强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双向调节，促进供需动态平衡。同时，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发展阶段、经济实力、资源禀赋等方面有较大差距，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提出不同区域的重点任务和阶段目标，鼓励那些经济发展水平高、绿色发展基础好、生态文明创建积极性高的地区，成为能源转型、绿色复苏及碳减排的“领头羊”。

（作者为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