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明：因国施策，与拉美共建“一带一路”
拉美当前的疫情形势不容乐观。受疫情影响，“一带一路”在拉美的一些工程因防控需要而延搁。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新冠大疫叠加发酵之际，拉美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位置日臻重要，“一带一路”连通拉美为提升中拉关系注入新动能。为此，需及时总结连通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消除误解和误判，因国施策。
首先，分层构建连通的战略支点，以点带面，循序拓展“一带一路”的覆盖面。拉美幅员辽阔，国家大小不一，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美国关系亲疏不同。据此，不宜用一个模式大大水漫灌地推进“一带一路”。在深入推进阶段，可因国施策，构建三类战略支点，精准对接。
其一，以条件相对成熟的秘鲁、巴拿马、智利等国为承接“一带一路”的优先战略支点，以标志性工程为抓手，用实惠和利好向地区国家辐射“一带一路”的双赢效应。其二，以古巴、委内瑞拉等国作为推进的特殊战略支点，义利并举，助其脱困，彰显“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国担当和传统友谊。其三，以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地区大国为核心战略支点，着眼长远，重点投入，深耕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地区和全球事务合作。
其次，注重拉美特色，调适“五通”次序。拉美国家具有亚非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共性，但自身特色又格外鲜明，上世纪初曾经的繁荣以及与欧美等国独特的历史渊源使得拉美国家具有“自视较高”的定位，有的国家不承认自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自称新兴大国。有的国家主动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力图挤入富国俱乐部经合组织。此外，拉美复杂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体系导致民主政治泛滥、街头政治泛滥和选票政治泛滥。中央和地方分权、强大的工会体制、严苛的环保标准、劳工标准和社区标准均是拉美特色鲜明的政治产物，也成为中资企业在拉美经营的痛点和难点。
因此，“一带一路”连通拉美需汲取在亚非国家推进过程中的一些教训，不急于大规模、成批次地推进基础设施大项目的连通，宜以“五通”中的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作为优先考量，摸清拉美政局特色，回应各方合理诉求，中资企业可多做路灯改造、修建菜市场、翻新道路等社区公益，以实实在在的民生利好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创造良好的民意基础，以此软性铺垫为续推规模较大的合作项目创造有利条件。
再次，构建“数字丝绸之路”，打通信息化丝绸之路。新一轮科技革命进一步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态，正加速推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分化与重组。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业态。秘鲁提出，可在“一带一路”连通拉美之际打造“数字丝绸之路”。此提议得到拉美国家的广泛响应，认为它能突破中拉地理相隔遥远等诸多局限，利用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顺势而为，打造“中拉信息化之路”。对此，中拉可紧扣数字经济的时代主题，借现代电子和通信技术突飞猛进之势，通过电商和信息化教育等方式来增进彼此沟通，分享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成果，构建中拉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探索双方在数字经济的政策协调、人才培训、项目研发等领域的合作，深挖合作潜力，扩大合作亮点。
第四，消除误解，加强沟通。“一带一路”在拉美政商学界和民众中产生的正面效应与日俱增的同时，囿于中拉地隔遥远和语言差异，加之拉美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民主价值观体系以及地缘政治内外因素的叠加作用，“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也出现理解与误解并存、认同支持与认知缺失的共生复杂态势。
其一，担忧“一带一路”使拉美成为中美大国地缘博弈的前沿地带和牺牲品，深忧“大象打架殃及草地”的效应在拉美溢出。其二，担忧“一带一路”所谓的不透明项目会推高拉美本已沉疴难治的官场腐败积弊，深忧大项目投资会引发奥德布雷希特大案式的政坛地震。其三，地区大国担忧“一带一路”会稀释其地区领导力和影响力，巴西等对域内日增的中国因素感觉五味杂陈，担心中国抢了它们地区老大的风头。其四，担忧“一带一路”项目破坏拉美的生态环境和工会体制，深忧大批进入的中资企业会在拉美发展进程中打下所谓“血汗工厂”的烙印。
上述四种担忧背后固然是中拉不同政体、历史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使然，但更多的是美国这一最大域外因素煽风点火所致。对此，我国相关政策解读、官民沟通、媒体宣传需及时跟上，准确阐述“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和产能优势互补的双赢特质，有理有据地揭露美西方抹黑“一带一路”的伎俩和本质。
第五，研判拉美政局新态势，厘清朝野政党的主张。近年来，拉美政局多变，进入新一轮政治动荡周期。左右势力缠斗不已，不时进行政治对决，政权更迭频繁。朝野政党奉行“为反对而反对”的策略，凡是对方赞成的我均反对，导致政策朝令夕改，外来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对此，需要密切跟踪研判拉美政局的变化规律，摸清左右政党的政策底线，细做可行性研究，早做预案。除矿产、水电等周期较长的大型项目外，其他中小项目的合同期限不宜超过所在国的总统任期，力避“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因政局生变而“新官不认旧账”。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拉美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