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基荣：战略认知矛盾导致印对华政策摇摆

近段时间，印度外交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防长奥斯汀在结束对日韩的访问之后，于3月19日抵达印度，作为拜登政府首位访印的内阁要员，此访同样产生了一定舆论热度。

由于此前不久美日印澳刚举行了首次领导人会议，所以美印有不少媒体解读称，奥斯汀专门赴印表明拜登政府对进一步密切与新德里的关系十分重视，华盛顿打算进一步拉近美印防务关系，推动印度与美国携手“抗衡中国影响力”。除此之外，美日印澳正在拟定一项扩大在印度新冠疫苗生产能力的计划。根据美方透露，预计这项工作将使印度到2022年能为亚太国家提供10亿剂强生疫苗，这无疑会令印度在全球抗疫影响力和打造“印度制造”的品牌方面受益。

与此同时，有媒体评论认为，在美日印澳领导人会议等一系列多边场合中，印度方面的表态刺激中国的意味相对更少。而且据印媒近日透露，印度正准备加快批准来自中国的部分投资提案，恢复印中之间的经济交往。这是被搁置的中国150项投资提案的一部分，总价值超过20亿美元。那么，在美国掀起的新一轮外交合纵连横中，如何看待印度当前的对华态度？

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6年内中印关系经历了两次过山车。两次谷底分别是2017年发生的洞朗对峙、2020年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和边境对峙。综合这6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变化，印度在对华外交上的矛盾心态越来越明显：一边希望达成战略合作，一边又不断蓄意挑起战略竞争和猜忌；一边想借助美国抑制中国影响实现大国梦，一边又想借助中国平衡美国做着大国战略自主梦。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给中印两国关系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令两国合作不断受到冲击。

造成印度上述矛盾心态的主要因素，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快速崛起和印度对中国快速崛起战略认知的变化。目前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然成为印度政坛的主导力量，并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占据主导地位。而其长期“抑华遏华”立场注定冲击着过去印度国大党“中印共同崛起”的战略取向。当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延续其一直以来的反华立场，在对华战略上单方面“敌意身份”的建构，突出对华政策的竞争性和敌对性，弱化包容性与合作。这些都为中印共同崛起带来了双方彼此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和认知的不对等，塑造了印度抑华遏华的战略逻辑及对华政策中的“有限合作”与“摇摆”特征。

面对中国快速崛起，印度担心与中国合作虽然能获得绝对收益，但也将促使中国从中获得更多相对收益，进一步拉大两国间实力差距，从而增强中国在印度势力范围的影响力。当印度把着眼点转向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时，两国合作就变得更加坎坷。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外交战略的次优选择是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以平衡中国影响。

从战略逻辑上来看，囿于“大国心态”和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印度一直谋求南亚地区霸权，坚持“大印度”联邦，因此多年来，印度一直视中国为“威胁”。在经济上，一些印度政治精英认为，以印度目前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来看，中印越扩大合作，印度的损害越大：一方面印度贸易逆差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在印不断扩大的投资与贸易引发印度国内垄断行业的不满，同时中国商品冲击印度中小企业和商业，影响了印度民族产业发展。这些都关系着印度人民党的选民基本盘。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格局和体系加速调整，印度认为这是实现大国梦想的历史性机遇。受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影响，印度对华战略上始终没有超越“安全困境”心态。在印度看来，同与中国经贸合作空间受损相比，做中国与美西方关系深度调整的“备用基地”最实惠。中美博弈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发生新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实现产业回流的难度很大，跨国企业纷纷在加码中国市场同时，也在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而人口庞大、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印度无疑是优先选择之一。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最新一期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2020-2021年全球投资趋势与展望》称，2020年印度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了13%，达到570亿美元。这种逆势增长进一步刺激了印度决策层和民众的上述想法。

当然，印度政治精英也很清楚，如果被绑上了美国的“战车”，在让印度失去战略自主的同时，还有可能让印度进一步失去大国地位和印度洋的主导地位，这是印度不愿意见到的。因此，印度的战略自主性和大国意识又决定印度会维持与中国的有限合作，不会脱离两国战略合作轨道太远。（作者是《环球时报》前驻印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