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良：美国强化供应链之举能实现吗

美国国会两党近日被爆出正在酝酿起草一份号称要“强化美国供应链”“击败中国”的新法案。在这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对大容量电池、药品、稀土矿物和半导体芯片等产业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拜登指出，美国需要有弹性、多样化和安全的供应链，并责令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商务部、能源部等各司其职参与到这一庞大的产业核查工作中。这是美国政府战后首次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对本国产业问题进行“自查自纠”。

白宫高调的政策宣示以及动员可从三方面解释。其一，白宫力图做好对国民经济和产业经济在宏观上的“调查统计”以实现准确决策，尤其为即将铺开的万亿美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进行“有的放矢”。其二，《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出台的必然。去年2月正式实施的FIRRMA的核心内涵在于保卫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安全，美国这一波产业审查的重点亦是突出核心技术产业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夯实辅助产业的稳固和可持续。其三，力图塑造“拜登经济学”雏形。与以往总统不同，拜登在就职演说时措辞低调，在国内经济治理上与奥巴马和特朗普高调宣示“再工业化”“重振美国就业”等不同，拜登希望回归基础，建设相对完善、可降低对外依赖的产业，力求推出更加理性、高效、目标明确的国内经济治理方案。

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美国诸多问题来源于国内经济要素的失衡、治理的失策以及国内经济结构等深层次原因。此前，美国产业界以及战略界有诸多声音建议美国政府夯实基础制造业，包括奥巴马和特朗普在内的美国领导人也都将此作为竞选策略和政治话术，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美国政府高层长期满足于本国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利益，却没有毅力持续推动变革。但在拜登执政的开局中，美国面临的严峻内外部环境迫使他不得不正视危机，厘清本国产业结构，推动完善产业链的独立性、完整性，试图夯实霸权的产业之基。这反映了美国这个霸权国屡屡碰壁后，在实用主义的指引下，重启撞墙后的转弯能力，依然存在一定的战略理性和战略调适能力。

战后美国成为主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国，但它显然不会拿自己的核心高科技产业去支撑他国的发展。将技术含量低又能够解决就业、创造税收的低中端制造业进行外包或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有助于拓展美国的商业势力范围，而且也可以加强这些国家对美的依赖。由此，美国的产业结构相对“畸形”，国内主要以高技术含量的军工复合体及金融、高端服务业为基础，而初级工业品、易耗品等主要依赖进口。这种产业结构建立在商业逻辑的比较优势基础上，在和平时期，美国可以实现有利的外贸优势，但在大国竞争，尤其是在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或者自然灾害的背景下，高科技产品反而相对缺少用武之地，民生和抗击自然灾害所需的基础性产品的严重短缺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府应对的被动，使得强国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在全球化遇阻，疫情仍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挑战之际，国际社会期待中美能够携手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发挥应有的领导力。但美国政府仍然变相地实施“美国优先”，继续奉行某种孤立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有负国际社会所望。现实是，在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并遇到深层次挑战之际，美国政府以行政力量力图强行扭转全球供应链，强行改变经济规律，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这本身就不现实。

疫情是全球化需要深度合作的信号，而不应成为人为割裂市场的借口。世界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深刻理解当前这一危机，并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提出理性判断和解决方案，提供“公共产品”，协调整合世界力量回应危机的领导力量。如果美国政治精英不改变闭环思路，美国特定产业重振之路将面临重重困难。面对中国的发展，美国的最佳选择不是拒绝中国，而是应寻求和中国相融共赢。▲（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