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香港国民教育应重在认同当代中国

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坚定实施，香港特区社会政治气氛为之一变，极端反华和公然主张分离的“港独”势力基本偃旗息鼓，失去了过去的张狂放肆。同时，特区政府教育局等部门也陆续推出国民教育、宪法基本法课程之类的教育项目，更着重从中国语文科和历史科入手，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认同。

培养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认同，的确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重要教育内容。但是，笔者想提醒的是，在香港这个经历了独特历史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培养青少年的国民身份认同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认同层面，还必须培养他们对当代中国的认识，从而培养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说得直白些，如果只是停留在文化层面的认同，不仅不足以培养国民身份认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还很可能出现一种厚古薄今的偏颇倾向，继而发展成取古而舍今，假推崇传统中国之名，否定当今中国，乃至继续推动各种反华和反对当今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的违法活动。

这不是笔者捕风捉影，而是有充分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供借鉴。

第一，厚古薄今是港英殖民当局的文化教育策略。上世纪50年代，面对香港人口膨胀，对基础教育的社会需求日趋增加，港英当局成立中文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是研究学术，而是研究如何处理教育课程中的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问题。

在当时那个超过98%的人是中国人的香港社会，要完全取消中文、改为全英语教学，对于殖民地政府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工程。因此，委员会建议，保留中文教育和中国历史教育，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厚古薄今。即可以保留关于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让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但不得有任何近现代史和现当代文学的内容。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提及鸦片战争引起的尴尬，另一方面更可借此“去革命化”“去政治化”，避免一切能让香港人了解近现代历次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史料与文学作品，避免激发港人对当代中国的热情和认同，避免产生反对殖民统治的情绪，反过来加大香港社会对现代当代中国的疏离感甚至厌恶感。

这就成为二战后整个香港教育的一个基本定调。它也解释了改革开放取得这么大成就，整个中国内地的社会和生活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香港人固执地认为内地仍旧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们为什么有着令人费解的“港优陆劣”的虚幻优越感。这不能完全怪他们，长期以来的教育造成他们不仅轻视中文和中国历史，更盲目地厚古而薄今，是古而非今。

第二，这同样也是反对派长期的选举政治策略：“选择性认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他们明面上认同文化中国，实际上暗示或者干脆公开讲“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宣称“要夺权来推翻之”。

所谓选择性认同，就是只认同“两制”，不认同“一国”；只认同基本法内对自己选举政治利益有利的条文，而拒绝认同涉及一国体制的任何条文。例如基本法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讲明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又比如基本法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对这些不仅不予理会，甚至通过各种洗脑文宣试图误导香港年轻人，让他们误以为基本法是中英两国政府共同制定的。

另外，所谓只认同文化中国，也不见得真的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很深的认识和兴趣，说白了，这只是这些香港反对派掩饰自己反对立场的一个幌子。我们何曾见过反对派阵营真的做过宣传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工作？没有。恰恰相反，在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科”之后，香港反对派已经发展到公然宣扬“蝗虫论”“支那论”“香港民族论”等这些赤裸裸的极端言论，最后演变成分离主义活动，乃至2019年出现大规模的“黑暴”冲击。所谓认同文化中国，是反对派百分之百的虚伪做派，纯粹是项庄舞剑，最终会露出他们反共也反华的真实面目。

更何况，如果是真心拥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香港人，自然会认同当代中国，尊重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否则在法理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设立，根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而不是根据古代近代的什么法理；制定基本法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哪个前朝政府，更不是英国政府。怎么可能出现“支持一国两制、效忠基本法，却反对甚至旨在推翻和分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

因此，笔者认为，不仅要推动参与特区管治架构的从政者真诚效忠基本法，要他们明白“什么是本、什么是末”的上下关系，更要在教育和社会宣传方面，推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不要再延续殖民地当局厚古薄今的虚伪教育，不要再让反对派假文化认同之名而行反华之实。（作者是香港教联会副主席、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