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理性看待农村“剩男”现象

春节期间，农村“剩男”现象再次引起媒体关注。客观上，一些地区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已经给当地社会造成一定冲击。比如，一些地方盛行高价彩礼，农民家庭负担加重；一些农村“剩男”因为结婚无望，失去奋斗的动力，成了贫困户。客观上，农村“剩男”现象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因素，指望短期内解决，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笔者认为，只有认真分析农村“剩男”现象的本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农村“剩男”问题之所以在这几年凸显，实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客观上，这几年的适婚人口，其出生之时恰逢计划生育政策强力推行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严重不均衡。人们通常说的剩下3000万男性人口，便是这一历史因素造成的。然而，如果考虑到婚姻梯度的规律，性别比失衡未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相对传统的通婚圈内，富庶的地方往往是婚姻高地，那些条件较差地区的女性容易流入富庶之地，结果是婚姻高地的“剩男”总是比较少的，但婚姻低地的剩男，却是常见现象。

最近十余年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这在两个方面使农村“剩男”成为社会问题。一是，农村男女青年均往城市务工，传统的通婚圈已经被打破。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同时，全国统一的婚姻市场已然形成，传统的婚姻圈已经被打破。这意味着，在性别比失衡的情况下，除了少数发达地区，几乎所有中西部农村男青年都面临婚姻竞争压力，哪怕其处于传统婚姻圈的婚姻高地。二是，在城市化推动下，“进城”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目标。最近十年，绝大多数地方的城市化是在婚姻、教育等拉动下进行的。城里有一套房，成为很多地区年轻人结婚的标配。对于大部分农民家庭而言，在城市购置一套婚房，不仅将花完积蓄，还意味着将透支家庭几乎所有成员未来多年的收入。这种透支行为，是在婚姻匹配过程中发生的，根源却是快速城市化。

农村“剩男”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婚配难题，而是聚结了诸多社会矛盾。其中最核心的是，它是社会竞争加剧的重要表征。过去，一个健康男子，只要积极上进，父母长辈也合力为其张罗，总归会找到媳妇。而不少“光棍”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身体有缺陷，处于极贫状态，或是家庭成员的“风评”不好等等。“剩男”之所以剩下，并不一定是社会竞争导致的结果，而是婚姻匹配的内在要求在起作用。现如今，一个健康男子，哪怕积极上进，父母上心，也未必能找到媳妇。农村“剩男”的表征很多元，但他们大都是社会竞争的弱者。典型表现是，如果一个适龄男子无法在城里买一套房，便意味着其无法为子女提供城市的医疗、教育等服务，更不可能满足大多数年轻人的城市梦，现代家庭也就无法建立。

在这个意义上，在人口学的意义上，农村“剩男”问题短期内无解。有些观点认为，可以在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之间“拉郎配”，且不管有无实操性，即便有，最终结果也是南辕北辙。农村“剩男”本就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而城市“剩女”的主体恰恰是独立女性，她们受过良好教育，也有较高收入，并且有开放的婚姻观念，如何匹配？

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农村“剩男”的问题是可以缓解的。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方式转型上，城乡融合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生育观念、婚姻观念也必将发生改变。当前，很多农村地区通过移风易俗，抵制天价彩礼等措施，尽量缓解“剩男”导致的社会问题，对于改变婚育观念，有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看，只有农村地区也普遍具有了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婚育观念，因“剩男”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才会大幅度减少。（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著《基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