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珅：散户革命暴露美国社会三大问题

美国上周发生的GME（游戏驿站，GameStop，股票代码GME）逼空事件，堪称是散户借助互联网平台组织动员，并利用股票市场交易规则战胜机构投资者的一次“股市版占领华尔街运动”。简单说，这是散户们对华尔街不满情绪的一种宣泄。这种不满的背后，暴露出美国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首先，金融资产膨胀，贫富差距恶化。

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数据，在2020年3季度，美国前1%的富人拥有全社会总财富31%的份额、前2%-10%的富人占比38.2%，排名后50%的美国人共占比2%。从资产结构上看，美国前1%的富人持有资产中比重最大的是股票和基金，后50%的美国人持有资产中比重最小的也是股票和基金，但前者的绝对金额是后者的88倍。这一比例在2000年前稳定在30倍，2000年后却一路攀升。

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为了提振经济、转嫁风险，采取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其释放的巨大流动性虽然在短期内对于熨平经济波动起到一定作用，但副作用及后遗症也很明显。一方面，受实体经济回报率低以及资金市场供求影响，利率水平降到了极低水平，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上升。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较低，资金必然流向回报率更高的金融市场并进一步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融资产泡沫不断膨胀，财富分配方式也朝着更有利于富人的方式转变。对于更多依靠工资性收入的普通美国民众，尤其是在经济疲软、疫情肆虐的情境下，与富裕阶层的贫富差异更加恶化。

其次，失业现象严重，社会阶层撕裂。

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失业率统计，从1948年1月至2019年11月期间失业率平均值为5.60 %。美国2020年4月失业率飙升至14.7%，为大萧条以来的最高值。至2020年12月，失业率仍高达6.7%。贫富差距的扩大逐渐导致美国社会阶层的撕裂，表现在贫富矛盾突出、种族矛盾激化、党派矛盾严重三个方面。三者在形式上相互独立，但又有着内在关联。以上种种矛盾的积压，都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宣泄，GME逼空事件只是途径之一。

再次，漠视“交易规则”，妄称“经济自由”。

从资本市场交易机制的角度看，美国传统的交易制度侧重于服务于大资本而不利于小散户。本次散户通过互联网平台得以组织动员起来，以聚沙成塔的方式聚集资金投向，使其具备了挑战机构投资者的可能。

由于散户的团结使得机构投资者利益受损，华尔街竟然采取“拔网线、删代码、关服务器”等“耍赖”手段干预散户投资行为，媒体称之为华尔街丑陋的一天。可见，美国一向强调的市场“交易规则”不过是维护财团利益的、双重标准的规则，其宣称的“经济自由”也是不攻自破的谎言。

不过，也需冷静看待这次“散户革命”。一方面它使全世界认识到散户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组织起来，使其具备对抗机构投资者的能力。另一方面，组织起来的散户形成一股新的市场力量，具备了影响价格的能力。如果对这股力量不加以有效约束，可能对市场产生不利影响。这不，散户们又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进入白银市场，造成银价的大幅波动。这种组团炒作的行为可能带来市场价格的非正常扰动，弱化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另外，散户的胜利可能形成示范效应，引导更多资金脱实向虚，加大实体经济复苏的阻碍。（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学者）